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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越来越不能接受商业中存在的逆道德因素。
商业是逆道德的，当然商人也可以做好事，甚至有许多大慈善家，但这改变不了商业的本质，商业的本质就是竞争，就是优胜劣汰，就是高效取代低效，就是强者取代弱者，所以当发生灾害的时候，商业驱动的资源调配行为是囤积居奇，坐看穷人饿死，商人获得超高利润。结果就是商业造成了缺乏社会竞争力的穷人被淘汰了，富人活了下来。
可政治驱动的资源调配行为，却是救济，不考虑成本，而是考虑一个底线，那就是让人尽可能的活下去，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去竞争的，去优胜劣汰的，保护了低效，保护了弱者。因此政治未必是道德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他比商业更讲道德。这就是为什么讲究道德的儒家思想，会慢慢跟政治靠近，最后紧密结合在在一起的深层原因。
但如果社会长期的的政治化，缺乏商业驱动，竞争就会不足，缺乏活力。低效的，衰弱的成份会一点一点的积累下来，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弱化。从人的角度来讲，中国长达几千年的这种政治化组织方式，保护了弱者，也保留了低效。
弱的不是人种，而是思想意识，是认知观念。所以中国文化中，会出现依赖群体，盲从等等特征。当灾害发生的时候，普通人本能的想的不是如何自救，而是抱团取暖。就连这个政治化社会的商业文化，也不喜欢竞争，商人更喜欢在政权的庇护下做生意，不管是十三行的行商，还是扬州的盐商，或者是山西的票商，所有人都把维持跟政府，跟官员的关系，看作重中之重。这就是思想观念的弱化，是长期被强力组织保护的后遗症，产生了大批巨婴。
相比在商业文化的高竞争状态生存下来的西方人，思想观念中的竞争意识十分强烈，非常具有冒险精神，具有独立个性。
单个人的冒险精神和竞争意识对比还体现不出来，可如果千千万万人的差别加在一起，区别立刻就体现了出来。
近代中国和西方国家都有海外开拓的情况，比如中国的下南洋，西方的大航海，区别是西方人是主动的，中国人是被迫的。西方开拓海外殖民地，上到贵族、学者、官员，统统加入到这样一个事业中来，中国人下南洋都是一群实在活不下去的穷人被迫的选择。于是西方人海外开拓时，他们去征服，去学习，去统治，中国人呢，唯一的目的，就是谋生！
对于中国人的集体意识强，独立个性弱的特点，周琅是清楚的，深层原因他到没有多少研究，但他觉得竞争意识强一些，绝不是什么缺点。
所以他觉得给中国社会中注入竞争意识，更多采用商业，而不是行政手段来调剂资源，会让这个社会更加高效，更具活力，更有激情，然后才能杀出国门，闯入大航海时代的惊涛骇浪中，和西方人搏杀。
因此将财政制度，从传统的农业税为主，转变为商业税为主，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但在这些方面，周琅发现他跟王辅茞完全不是是一个时代的人，跟对方完全讲不明白，他知道他找错人商量了。
至于说王辅茞反对，现在谁还能反对的了周琅，即便王辅茞有文官之首的地位，周琅想做什么，他也无法干涉。
想到这里，周琅所幸不跟他商量了。
“就这样决定了。每个县都派一个税官，由海关派遣人员。以目前在港口实行的方法，开始全面征收商税。”
目前各大港口上实行的税收制度，除了对茶叶开征关税之外，还有根据门脸长度征收的商铺税，根据船次征收的出入港税，都是非常简单，一目了然，作弊困难的征税方式，因为征税的对象都是一些死的，固定的对象，船只进港交进港税，不管船只大小同样税额，出港交出港税，同样不管大小，同等税额；商铺税，根据门脸长度征税，门脸总不会变的，丈量登记之后，就是固定的，而且一条街拉条尺子，总税收就出来了。
所有的收税方式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非常容易进行监督，制定这种税制的目的也就清楚了，那就是宁可少征税，也要堵住贪腐的任何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