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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发展，从申领造船执照的数量上也能看出来，全国各地造船作坊高达上万家，绝大多数都是制造小型渔船的。
规范的管理带来的对手工业的限制，大大释放了中国勤劳工匠的能力，其他行业也出现了快速扩张的现象。这主要得益于运输价格的普遍下降，一个是海陆开始畅通，另一个是漕运上的各种勒索，税关都被取消。
于是从广东开始，接着是福建，接着是江南地区，手工业迎来了快速发展期。
广东手工业带有外向型特征，得益于开放的政策，出口急剧增加，各种中国手工艺品流入西方市场；福建的造船业、铁业等在军工生产的带动下快速扩张；江南则是有自己雄厚的资本在支撑，在之前就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不需要外贸就能活的很好。现在洋人的商船可以直接停靠在宁波，停靠在南京，这些中国最优质，以前西方人只能艳羡的高端手工产品，也开始大量出口，靠本国市场就能发达的江南手工业，恢复速度和扩张速度比广东势头更猛。
贸易的扩大，又让关税大幅度提高，但依然只是一个小数字，一年只有两百多万两，把过去洋人交给广东的关税和各种陋规加起来，恐怕也就是这个数字。显然关税税率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工商业的恢复和快速扩张，让商税已经超过了一千万两，已经不再是一个随便忽视的税种了。中国现在还不能称之为一个商业社会，但商业成分绝对增加了。
这些情况，让大周政权的财政变得极为宽松，毕竟传统官府机构本就是一个低成本的官僚体系，王辅茞征收的那些农业赋税，养活一个比乾隆时期更清廉，冗员更少的政府是绰绰有余的。
周琅打造的商业机构，也是以简单税制作为基础，简单意味着好征收，好监督，也意味着成本低。
所以不管是为民政开支的户部，还是为商业机构开支的内务府，都有大量盈余。
盈余开始用来偿付以前的债券，让国债的信用大大提高，多来几次，一个被民众认可的债券体系也就建立起来了。
此时大周政权的对手，满清残部也在伊犁站稳了脚跟，获得俄国人支持后，他们得到了大量的武器装备，训练水平也大大提高。
唯一的缺陷是财政开始变得紧张，本就没什么财政来源的他们，依靠游牧是不可能支持如此规模的军事力量的。于是嘉庆不得不开始对过去不征税的草原部落征税，这还是朱珪这个文臣提出来的，他认为既然俄国人可以向牧民征税，大清也可以，因为现在除了向牧民征税，他们也没有其他征税的对象了。
一边是征税，一边是拼命发掘新的财源，伊犁的经济一直是建立在游牧经济上的，但一直就有淘金的传统，嘉庆政权开始拼命挖掘那些金矿的潜力。由于失去了关内的管理机构，他们缺乏相关人才，只能从俄国聘请工程技术人员，对金矿进行扩建。
这些依然无法满足一个十余万人的军事力量和低廉到只要吃饱饭就好的简单行政机构的开销，于是他们开始在伊犁屯田。
让那些跟随嘉庆的文臣搞商业，搞工业，他们不行，可让他们屯田他们就很擅长了。
除了游牧骑兵之外，大量关内跟出去的陕甘绿营兵，变成了屯田兵，不但要为他们自己生产口粮，还要为整个伊犁的一百多万军民提供粮食。
那些从蒙古、东北、青藏高原迁来的马兵不会种地，他们也不能闲着，新疆有大量的草场，让他们养殖牛羊牲口为大家提供肉食，称之为屯牧。
嘉庆和手下的官员，想尽了办法，总算是在伊犁维持住了岌岌可危的财政。
他们依然以大清朝自居，可是在关内已经对他们有了专门的称呼：西清！
当年辽国被金国所灭，契丹权贵跑去中亚重建辽国，史称西辽；西晋被灭，司马氏到江南重建晋国，史称东晋；北宋被灭，北宋皇子跑到江南重建大宋，史称南宋；元朝被灭，元顺帝跑到了草原上，仍称大元，但史称北元。
不管君主有没死去，只要都城丢失，政权中心迁移，就已经改朝换代了。
中国的官员没有称满清为伪清，称呼西清已经算是客气的了。
但这个西清帝国他自己却不客气，一直憋着一股劲要打回关内来，而他们选择的方向，不是重走被他们毁掉的河西走廊，而是从外蒙南下！
经过大周三年冬以及之后大周四年一整年的休整，大周官兵早已养精蓄锐枕戈待旦等待着灭绝满清残余的西清势力，对方主动打来，双方不谋而合。
苟全部，三个主力军，加上招募的三个蒙古骑兵军，总计七万余人，出关北上，要在科尔沁草原拦住敌人，并且有机会的话，攻入库伦、乌里雅苏台等地，将西清势力从蒙古高原上驱逐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