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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法国技术人员来推广工业化,但并没有拒绝英国技术人员,只是引入英国技术人员的层次较低,高层次的英国专家是不可能来中国的。但周琅引入了大量的英国制度,比如被认为鼓励创新的专利法。专利法在美国执行后,迅速在建国后的美国,引发了发明创造的热潮,但在中国实行之后,引起的效果并不明显。确实有一些因为专利注册而发家致富的人,但大多数发明,工匠们宁可选择保密。
虽然情况正在变得良好,越来越多的新发明被注册,然后推广开来。但这些发明创造,依然没有革命性的发明。比如蒸汽机,火车,轮船等发明都没有出现。周琅有时候猜测是不是时机不对,因为中国步入工业时代毕竟太晚,重要的发明都给人家发明完了。在要创新出新的发明,就得是内燃机和电力了,而这两样技术,目前还不具备诞生的条件。
周琅的知识储备,也不具备缠一个马达的能力,所以他也不去画蛇添足的去发明创造。另外作为一个君王,他更关心的是,培育一个创新的土壤,而不是发明几样技术来出风头。中国人的创新潜力到底该如何激发?这是一个大问题。周琅发现,以他的能力,似乎找不到答案。但他毫不怀疑中国人的创新能力,扯四大发明有些欺负人。但到了信息化时代,中国人的创新能力似乎又回来了。
但互联网时代的创新,主要是经营模式的创新,依然不是技术性的。从没有哪家互联网公司是通过注册专利发家致富的,所以那种创新,大概可以归类到科举这样的制度创新,而不是蒸汽机这样的技术创新。当然技术创新也有,在手机、通讯等项目中,中国人也渐渐开始崭露头角。
首先这绝不是制度上的问题,也不是智力上的问题,恐怕根源在于文化。
移风易俗,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慢慢培养吧。
而且这也只是周琅关注的次要问题,他更关心的商业文化问题,只要中国解决了商业文化问题,即便没有什么创造力,通过引入技术,也能雄踞世界。在推广商业文化上,周琅十分庆喜,因为他已经找到了方法。
被动的发现,主动的探索,中国终于诞生出了自己的商业文化。但跟周琅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在中国推广商业文化,总是要面对一个重农抑商的老思想。商人长期是受到鄙视的,鄙视到他们自己都鄙视自己,这就给了商人阶层没有一个持续发展的动力,总是在积累足够的财富之后,用财富来摆脱自己的身份,为什么商人赚了钱后就回老家买房子买地的原因就在这里。
小商人如此,大商人同样如此,潘振承做到了十三行总商的位置,他在欧洲都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让许多知道他的西方贵族艳羡不已,可在中国他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身份,潘家的家谱中,有意识的删掉了他经商的那些内容,似乎他从来没做过商人,但是哪怕家族一个子弟考中了秀才,在家谱中都要大书特书,对商人来说,十三行总商的头衔,实际上连一个秀才都赶不上。
在这种文化影响下,其实很难出现世代经商的富商家族的,这不利于商业资本的积累,也不利于商业经验的传承。晋商之所以能够延续数百年,主要还是因为在山西那个地方,诞生出了不歧视商人的文化。所以许多家族可以时代经商,将资本和经验都传承下来。而其他地方的人,哪怕是同样著名的徽商,经商也只是作为第二个选择,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一定是培养他读书做官的,其次才是继承家业做生意。
周琅发现,当大型商业公司出现之后,重农抑商的文化传统虽然还在,可是社会上的商业气氛突然浓厚了起来。竞争变得激烈,社会资源分配越来越偏重于商业分配。这意味着商业开始在社会中站稳脚跟。
究其原因,这种大型股份制商业公司,都不是一家一姓的产业,而是由许多大商人合伙成立。他至少解决两个长期困扰中国商业发展的问题,那就是资本和经验积累的问题,股份制公司可以上市融资和发行债券,资本的积累就不再是限制,只要有好的项目,基本上不愁找不到资金;经验问题也得以解决,因为公司的董事们、掌柜们一般都是功成名就的大商人。他们并不缺乏商业经验,另外这些年培养出来的专业会计、财务人员,也是很好的经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