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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太大。加上士兵脱产太多，对经济又有不利影响，少数正规军当然可以职业化，脱产化，但接受一定程度训练的后备兵员，还是不应该完全脱离生产。
农业生产有一定的间歇性，闲忙之间十分清晰，每年都有相对固定的一段时间的空闲，其实十分适合集中起来进行训练。瑞士的雇佣兵之所以盛行一时，就是那些乡村农民在空闲时候，定期训练的结果。
尽管这种寓兵于农的政策，很有可能让地方势力在軍队中影响力过大，从而形成抗衡皇权的力量，被古代中西帝王担忧不已，宁愿雇佣外族雇佣兵，也不肯放任地方势力做大，周琅也担心，但考虑到现代社会已经不是古代，正规兵的战斗力足以弹压这些仅仅被当作后备兵员的民兵。
另外一种考量，则带有鲜明的理想色彩，那就是周琅觉得，一个制度，即便有漏洞和弊端，在早期往往也表现不出来，府兵制不也强盛一时；往坏的一方面想，假如他的王朝真的有朝一日开始腐朽，那么让中国社会内部的武装力量取而代之，也比让外敌入寇来的要好。天下没有永恒的王朝，假如注定灭亡，在被农民起义推翻和异族入主中原之间，周琅宁愿选择农民起义重建秩序，在农民起义和地方豪强取而代之之间，周琅又宁可被地方豪强取代，因为地方豪强相比农民起义，往往更加节制一些，不会杀戮过重。
当然这种制度，也只是在现行社会现状下设计出来，是基于农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情，一旦城市人口开始占据优势，这套制度必须改变，但周琅恐怕是看不到了。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工业化，中国城市人口翻了数倍，但也只是从不到百分之十增长到接近百分之三十，就是这三成在城里谋生的人口，也并没有完全脱离乡村社会，大多数人逢年过节都会选择回乡过年，真正常驻城市的，纯粹意义上的“城里人”，数量也就一层出头，这种现状距离以城市人口为主的状态还差的很远。
农民做士兵，相对来说是很靠谱的，淳朴、温顺的农民，很容易转化为服从性强的士兵，普鲁士的胜利，就是基于容克地主对农民士兵的管理，历史上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小毛奇等容克高层军官，都对城市兵充满了不信任。小毛奇一度很不愿意进行总动员，认为那样就不得不征召大量的城市兵加入軍队，担心城市居民的油滑习性会带坏德国軍队的传统风气。
当然周琅还是对保甲制的乡勇士兵做出了大量的防备措施，地方豪族担任的保长等地方官职，往往只是负责将农村士兵召集起来，负责训练的是军方派来的专业军官。当然这些地方豪强势力，他们依然对这些士兵拥有影响力。因为这些农村士兵没有脱离乡村社会体系，乡村社会又是这些地方豪族、乡绅们把持的。再加上有各种数以百年形成的复杂血缘、姻亲关系，这些训练出来的士兵，真的到了社会秩序崩溃的时候，肯定还是听他们的族长、地主和黄老爷的。
但只要社会秩序不崩坏，在完成工业化之前，这一套乡兵制度就是最适合的。因为不训练这些农民劳动力作为补充，就得选择其他力量，比如哈萨克的牧民，他可能更容易动员，让他们作为部落雇佣兵，战时随时都能召集起来，但能放心吗？一旦社会秩序崩坏，这些部落軍队将成为最有战斗经验的武装力量，内地完全没有战斗经验和武装经验的农民，只是羔羊罢了。
所以周琅权衡之下，在保持战兵和辅兵两支常备兵之余，大量训练乡兵作为后备兵员，这样的兵员数量，基于三亿农民的基础，男女比例基本平衡，男性就有1亿5千万，人均寿命已经到了50岁，假设每个年龄段都是平均的，那么每个年龄段都有300多万男性人口，兵役征召年龄为18到30岁这12年，可以征召的兵员就有3600万男丁。事实上，数量比这个还要多，因为人口处在增长阶段，人口状态偏年轻化。
但因为物质资源的限制，周琅不可能训练4000万士兵，因此即便是乡兵，也往往要经过挑选之后，才能充作乡兵。之前大家对历朝历代的兵员进行过详细对比，认为十丁抽一是一个安全的界限，这样的抽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力最小，所以古代很长时间，都在战争期间执行这个标准；个别危机时刻可以达到五丁抽一，但不能做到常态化。所以最后周琅确定的训练人数是按照五丁抽一的比例，也就是从4000万适龄兵员中，拣选800万进行训练，但战时长期作战最多也只能抽调400万軍队，危机之下，比如有亡国之祸的时候，可以动员800万人作战。
这个数字，在所有人看来，都是绰绰有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