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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些年满清对奥斯曼帝国，甚至开始保持守势。
在拥有这些弊病的情况下，作为希腊对抗奥斯曼帝国的盟友，满清越来越无法胜任，甚至跟希腊的同盟，已经开始作为满清自保的一种政策。因为最近几年，奥斯曼帝国在边境地带，不管是两河流域还是亚美尼亚地区，都多次跟满清爆发了冲突。
最后都是希腊国王亲自斡旋，才结束争端的。
而这时候，希腊国王访问满清，向道光当面提出了开战的要求。
内忧外患的道光，实在是不想打这场战争。
可是希腊国王很坚持：“陛下，这是最后的机会，一旦错失良机，恐怕只能等着奥斯曼人反攻了。”
希腊国王说的也是实情，道光十分犹豫，奥斯曼七十多万大军被俄国人围困，国内极为空虚，之前他们因为跟普奥同盟，所以空国而出，当时除非满清想得罪普奥两国，否则就不可能在没有大国支持的情况下，向奥斯曼帝国发动攻击。
可现在普奥两国都撤出了战争，现在进攻奥斯曼帝国，还能得到俄国的支持，如果不去打探囊取物一般的奥斯曼帝国，错过这个机会，大清就要在缓过劲来的奥斯曼的压力下苟延残喘。
这次奥斯曼人的表现，也确实震撼到了道光，俄国軍队的战斗力他是知道的，没想到普鲁士人训练下的奥斯曼軍队，竟然能够多次围歼俄军，还一直打的不落下风。让这样一支奥斯曼軍队平安回国，道光觉得他的大清危矣。
道光犹豫不决：“打仗打的就是钱粮，奈何钱粮紧缺。”
财政是最近几年最大的问题，十年前的时候，道光的国库里还能积存几百万两银子，可如今经常入不敷出，没到年底赤字出现的时候，就开始采取临时措施平衡财政，还是满清的传统办法，捐官，通过捐官方式得到一笔有一笔的紧急进项。
这倒不是满清不知道借债这种方式，奈何思想作怪，从嘉庆到道光，都觉得天子找百姓借钱很丢脸，国内则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想，富商不愿意把钱借给官府，有钱人缺乏一个良好财产保护制度下的安全感，讲究的是财不露白，越有钱的人越哭穷。
国家税收也开始转变为乾隆时代那种依靠盐税等垄断性税收的方式聚敛，垄断制度保护下，涌现了大量的特权商人集团，亚美尼亚人组成的海商集团，汉八旗人组成的盐商集团，经营草原贸易，类似旅蒙晋商集团那样的商帮，同样也是汉八旗组成。
在财富分化的时代，其实财富总量并没有减少，恰恰相反老百姓越穷，富人越富，而富人的数量很少，所以财富反而更容易积存下来，这就是为什么资本的原始积累往往伴随着贫富分化现象的原因。
如果是一个商业文化的社会发展到这里，基本上就该开始形成商业社会体系，比如欧洲的荷兰。可满清是一个保守的农业文化社会，商业的发展反而让社会更不稳定，财富的增长形成的是反官府的力量，也就是革命的力量，如果是工商业阶层组织化程度高，比如可以通过三级会议进行公开组织的法国，就会爆发大革命。但满清的工商业阶层，却高度分散化，对官员更多是依附而不是斗争。
所以满清社会并不缺乏财富，只是缺乏将财富合理筹集起来的文化和机制，富商不信任政府，政府也觉得借钱很降身份，一个不愿意放心大胆的放贷，一个不愿意低三下四的求借，最后政府只会在缺钱的时候，强行对这些依附于官府的特权商人集团进行摊派，这种摊派，又不公平，跟官员私人关系好的，就摊派的少，跟官员私人不好的，就摊派的多，关系的好坏，有时候又取决于给官员送礼的多寡，结果是助长了腐敗，国家得到的财政，远少于官员搜刮的个人财富，国家财政紧缺，反而成了官员搜刮的一个理由。
总之一句话，满清的财政情况就是混乱、低效、被蛀虫腐蚀的千疮百孔。
满清的财政状况，希腊国王自然知道，事实上腐蚀满清财政最厉害的，就是希腊商人。
所以希腊国王自然有所准备：“钱粮的问题，不知道陛下肯不肯跟中国商人合作。”
道光迟疑，满清跟中国商业势力一直保持较好的关系，主要是嘉庆时代就留下的阴影，不愿与中国为敌，同时借助中国商业势力排挤他们看不起的夷人，所以满清在外贸方面，一直跟非洲公司和欧洲公司合作，这两个公司拥有一些贸易特权。同时对这两个公司又进行严密监督，特权贸易是配额制的，原因还是恐惧之下带来的提防本能。
所以跟中国商人合作，道光本能的充满顾虑。
此时也是没有办法了，问道：“怎么办个合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