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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松江府工会,受到了严重削弱。他们中的一部分工人开始转投其他组织,因为他们实在是无法支撑持久的摆工。他们得生活,政府施粥是吃不饱的,而且他们还有房租要付,这些跟他们一样穷的工会帮不了他们。
渐渐的工会成员慢慢离开摆工地点,悄然加入了恢复了生产,开始红红火火的工厂,而要加入这些工厂,他们都得加入帮会或者会馆。
此时最倒霉的,是那些原本不想妥协,后来发现妥协都没有机会的资本家,在摆工进行到六个月的时候,大多数被霸占了工厂的资本家就资不抵债,宣布了破产。此时即便这些工人愿意恢复生产,他们的工厂也拉不起来了。这反而让那些较早恢复生产的工厂,夺取了不大的市场,变得红火。
这也属于正常,工会霸占的工厂总数,在松江府高达三分之一,经济危机是因为生产过剩而起,有三分之一的工厂停工,弥平了这个过剩,让剩下的工厂有了活路。间接的解决了生产过剩问题。
还没学会如何妥协退让,如何正确斗争的工会,此时有些尴尬了。继续强行摆工下去,他们发现会把自己弄死,因为他们的成员不断退出,或者说他们本就没有什么正式成员,只有少量骨干算是长期成员,发动摆工靠的是这些骨干长期积累起来的,在工人中间的威望。可现在在现实的压力下,那些非正式成员一个个加入了其他帮会、同乡会,跟他们一起罢工的工友,从最开始的数十万人,迅速下降到了十万以下。
与此同时,宪法通过之后,临时国会迅速通过了进行正式选举的议案。
商会、帮会和士绅势力,已经投入到了紧锣密鼓的选举之中,松江府工会却忙着摆工,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的选举工作,他们内部也不统一,因为他们否认宪法,所以他们不打算参加选举。
结果选举中松江府连唯一一个国会议员名额也丢失了,同时在地方会议选举中,由于他们的不参加,导致江苏省议会中,乡村士绅代表占据了三分之二,商会和帮会占据了其他三分之一。
松江府以及各县的议会,基本上也是这个比例。
这也符合乡村人口占三分之二的现状。同时也意味着,乡村士大夫阶层,他们的动员能力,其实并不比城市工商业组织差。得益于传统的乡村文化,地主、宗族对乡村的影响力,比官府都大,族长发出号召,基本上大家都会去投票。而且由于中国严格的保甲制和乡村军事化,这让乡村的动员能力,其实比城市更强。之所以在江苏省乡村士绅只拿到了三分之二的票数,除了人口比例问题,还因为有相当一部分农民进城务工,不在家乡。否则他们的比例会更高。比如中部地区的湖南、湖北,乡村士绅的票数就高达八成,而在陕西、四川等西部省份,乡村士绅的票数高达九成。基本上让中国的议会,变成了一个士绅组成的机构,在广东一带,当地人甚至按照自己的习惯,将地方议会称呼为士绅公局了。
由于松江府工会的抗拒,让松江府工会,在当地没有任何发言权。这不得不说,是他们在政治上犯下的一个大错误。
但对整个地区的影响,是巨大的。
因为地方议会组建之后,第一项决议,就是否决了当地官府提出的预算案,因为预算案中有关于继续施粥的支出。士绅、商会和帮会认为那些工会是在无理取闹,他们认为鼓动工人们不干活,官府还花钱养工人,这等于是让他们继续犯法。
犯法指的是这些工会势力,强行占据工厂的行为。接着他们就开始打击这种行为,工人霸占的的工厂大多数工厂主已经任命了,放弃了,这些工厂资不抵债宣布破产,接收工厂资产的,恰好是一群银行势力,而银行,毫无疑问也是商会成员。
他们向法院起诉,要求法庭判决工会违反,帮他们收回资产。
一切都是正常流程,在现行法律,甚至在任何只要保护私产的法律制度下,他们的行为都算不上合法,因此法院判决他们违反,送去裁决书,要求工会撤出工厂。
进行了一年斗争的工会,此时发现,他们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舆论已经一边倒的批评他们。连法律都不支持他们,再强行斗争下去,会越来越不利。
此时突然有人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
皇帝派人告诉工会,愿意借给他们一笔巨款,让他们收购占据的工厂,然后由他们自己进行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