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1929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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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灾过后第三天，夏茨曼先生将我从梦中叫醒，告诉我一件事：他和夏茨曼太太已经找到了一条完美的解决之道（没错，他用的正是“完美”这个词。照他的德国口音，则是“凡……美”。而就在那一刻，我才体会到那些极尽盛赞之辞是多么可怕）。夏茨曼夫妇会带我去儿童援助协会，那里的工作人员是些友好的社工，他们会照顾好孩子们，让孩子穿暖吃饱。

    “我不能去。”我说，“等到妈妈出院的时候，她会需要我的。”我知道，爸爸和弟弟们都死了。我看到他们在走廊上，身上盖着床单。但妈妈被放在一张担架上带走了，我还看到一个穿制服的男人抱着梅茜走下了过道，小宝宝扭着身子，嘴里呜咽着。

    他摇摇头。“她不会回来了。”

    “可是梅茜，那……”

    “你妹妹玛格丽特，她没能活下来。”他说着别过脸去。

    父母、两个兄弟，再加一个与我形影不离的妹妹——我所失去的一切无以言表。即使我能找到字眼来形容我的感受，我也无人可以倾诉。在这个新大陆上，我的所有亲友，要么已经死去，要么杳然无踪。

    火灾那一夜，也就是夏茨曼夫妇收留我的那一夜，我听到夏茨曼太太在她的卧室里质问丈夫，问他准备如何处置我。“真是凭空倒了霉。”她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每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仿佛她跟我在同一间屋里。“那些爱尔兰人！那么小的房子，偏偏养那么多孩子。这么长时间才出事，已经算得上怪事一桩了。”

    透过墙壁偷听时，我的心仿佛被活生生刺了一个洞。“真是凭空倒了霉。”不久前，爸爸还刚刚从酒吧下班回家，跟往常一样换了衣服，每脱一件就甩掉一重恶臭。为了赚钱养家，妈妈补了一堆衣裳。多米尼克削了土豆皮。詹姆斯在屋角玩。我跟梅茜一起在纸上写字母，我教她认字，她那暖融融、沉甸甸的小身子坐在我的怀中，黏糊糊的手指搁在我的发间。

    我千方百计想要忘记那场惨祸。也有可能，“忘记”这个字眼并不恰当。我怎么能“忘记”呢？但如果无法咽下满腔绝望，我又怎么能迈步向前，哪怕区区一步？闭上眼睛，我便听见梅茜的哭声和妈妈的惨叫，闻见刺鼻的烟雾，感觉热浪舔舐着我的皮肤，于是我一个鲤鱼打挺从夏茨曼夫妇家客厅的草垫子上坐起身，浑身冷汗淋漓。

    我的外祖父母已经过世，舅舅们则在欧洲，一个紧跟着一个参了军，我压根儿不知道上哪里去找他们。但我猛然想起来（也告诉了夏茨曼先生），说不定可以试试联系远在爱尔兰的祖母和姑姑，虽然我们一家到美国后还没有跟她们联络过。我从来没有见过祖母的来信，也没有见过父亲给她们写信。我们一家在纽约的日子过得凄凄惨惨又风雨飘摇，我疑心爸爸在家信里实在没什么可写。除了我们的村名和父亲的姓氏，我再也不知道其他线索。不过，也许这点线索已经足够了。

    可惜，夏茨曼先生皱起眉，摇了摇头。就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己多么孤独。在大西洋的这一头，没有一个成年人有理由理睬我，没有人会领我上船，给我付旅费。我是社会的包袱，谁也没义务管我。

    “你——那个爱尔兰姑娘，到这儿来。”一个身材单薄、闷闷不乐的女舍监头戴着白帽，勾了勾瘦巴巴的手指。一定是因为夏茨曼先生几个星期前将我带到儿童援助协会时填写了资料，她才知道我是爱尔兰人。也有可能，是因为我那口浓浓的乡音。“嗯……”等到我站到她面前时，她噘起了嘴唇，“红头发啊。”

    “真惨哪。”她身旁丰满的女人说道，随后叹了口气。“还有这么多雀斑。她这个年纪，本来就不好找人家。”

    瘦削的女舍监舔舔拇指，把我的头发从脸上拨开。“听着，你可不想把人家吓跑，对吧？你得把头发扎起来。如果你又齐整又有礼貌，人家可能还会考虑考虑。”

    她把我的袖口纽扣系好。当她弯腰给我的黑皮鞋重新系鞋带时，她的白帽发出了一股霉味。“你看上去一定要有模有样，像个让女主人乐意招进家门的小姑娘。要干净，会讲话，但又不能太……”她说着瞄了瞄身旁的女人。

    “不能太什么？”我问道。

    “有些女人可不喜欢同住一个屋檐下的清秀小姑娘。”她说，“倒不是说你长得多么……但说不好啊。”她指着我的项链问道，“那是什么？”

    我伸出手，摸了摸那个白镴克拉达式样10的凯尔特小十字架，用手指轻抚着心形深陷的轮廓——从六岁起，我就开始戴这个十字架了。“一个爱尔兰十字架。”

    “纪念品不许带上火车。”

    我的心跳得那么猛，我相信她能听到：“这是我祖母的。”

    两个女人瞄了瞄十字架，我看得出她们正在犹豫，衡量着怎么办才好。

    “她是在爱尔兰给我的，在我们起程来美国之前。这是……这是我身边仅剩的一件旧物。”这话不假，但另一点也不假：我说那些话，是因为我觉得它能打动她们的心。那番话确实奏效了。

    眼前还没有出现火车的影子，我们先听见了车声。耳边传来一声呜呜的低吟，脚下一阵隆隆作响，接着是深沉的汽笛——起初几不可闻，然后越来越响，火车也随之渐渐逼近。我们一个个伸长脖子顺着铁轨张望（我们的一位主管斯卡查德夫人用难听的嗓音高喊着：“孩子们！孩子们！”却拦不住我们），突然间，黑色的车身赫然耸立在我们身旁，笼罩着月台，嘶的一声喷出蒸汽，仿佛一只体形巨大、气喘吁吁的动物。

    跟我同路的共有二十个小孩，什么年纪都有。我们梳洗得干干净净，身穿别人捐赠的衣服：女孩身穿连衣裙，套着白色围裙，配上厚厚的长袜；男孩身穿膝下系扣的短裤，白色正装衬衫、领带、厚厚的毛呢西装外套。正值十月，天气暖和得不合时令，用斯卡查德夫人的话来讲，“是个小阳春咧”。我们一行人在月台上感觉闷热难耐。我一头湿漉漉的头发粘在了脖子上，硬邦邦的围裙很不舒服，一只手里还紧攥着一个小小的棕色手提箱。除了那个十字架，手提箱里装着我在这个世上拥有的一切，全是最近攒起来的：一本《圣经》、两套衣服、一顶帽子、一件小了好几号的黑外套、一双鞋。外套的衬里上有我的名字，是儿童援助协会的一名志愿者绣上去的——妮芙·鲍尔。

    没错，“妮芙”，发音跟“Neev”一样。一个在戈尔韦郡再普通不过的名字，在纽约的爱尔兰人里也很平常，但不管这列火车会把我载往何方，人家只怕必定容不下这个名字。几天前，在外套衬里上绣名字的女士就曾经为它叹过气：“我希望你不是非要这个名字不可，小姑娘。因为我可以保证，如果你运气好到被人选中的话，你的新家长转头就会把这个名字改掉。”“我的妮芙”——爸爸曾经这么叫我。但我也并不是非要这个名字不可。我知道，这个名字发音很拗口，有一股异国味，不招不熟识的人们喜欢。谁让它是好几个辅音别别扭扭地凑在一起呢，怪得很。

    我痛失了全部家人，但并没有谁为我抱憾。我们中间谁没有伤心往事？不然的话，我们又怎么会沦落到这里？大家都觉得，往事最好不要提起，遗忘是见效最快的良药。儿童援助协会把我们通通当作一张白纸对待，踏入儿童援助协会前的过往都被抹了个干净，我们一个个好似破茧而出的蝴蝶，把昔日抛到了身后。如果上天垂怜的话，还能转眼脱胎换骨。

    斯卡查德夫人和柯伦先生（一个蓄着褐色小胡子、有点胆小的人）让我们按个头排成队——从高到矮排，基本也就意味着从年龄最大的排到最小的，八岁以上的孩子则抱着婴儿。我还来不及拒绝，斯卡查德夫人已经把一个小宝宝塞进了我怀中。小家伙才十四个月大，长着一身橄榄色皮肤和一双斗鸡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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