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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当初适在宋国搞政变的时候，就没想着宋国好。
弄出的君子院，一群贵族之间互相制约，想要集权？投票保准反对。
想要武力集权？墨家二十年前参与的无相害的会盟又逼得皇父一族不敢动手。
越发有钱的商人、变为经营农场主的小贵族、手工业者和商丘的自耕农，受到墨家那些平等道义的蛊惑，心中更为不满。
当年弄出的庶民院只有请愿权，这是国人本就有的权力，原本的小司徒就是管这个的，凡迁都、立君、结盟，都是需要得到国人认可的，这是春秋传统，庶民院也不过是将这种权力延续了下来。
可是……这些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和贵族们“平等”的庶民院代表们，却发现自己屁用没有，因为二十年前适处理宋国政变的时候就留下了一个深坑：君子院有否决权。
堂下何人状告本官的情况，整日在宋国的询政院上演。
一边是泗上那边蒸蒸日上，工商业者的权利被万民制法所保护。
另一边是商丘的那些人有钱有力量就是无权力，心中的怨恨和不满早已经积压。
二十年的发展，跨越式的发展，使得土地兼并的速度前所未有的提升。
一些贵族和小贵族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和之前数百年的积累，在一些允许土地卖卖的地方疯狂并地，驱赶因为农具发展而多余的民众。
靠近泗上的涌入泗上，靠近商丘的涌入商丘。
这群失地的农民没有土地，只能在城中与人做工或者佣耕，亦或是做流佣，在城中属于最为悲惨的阶层，心中渴望土地，也充满了对贵族的恨意。
农家的“真正平等”、“贤者于民并耕”、“重农抑商”、“商人狡诈”的学说，在商丘那些失地农民圈子内流传的极为广泛。
农家的学说是要均分土地、遏制商人的，这是一种空想的平等派，可偏偏对于商丘城内的最底层充满了诱惑。
依附贵族们发达的商人们垄断着各种贸易，贵族们放着高利贷，投机商们低买高卖，种种这些，都让宋国内部的矛盾积累到了一个就要爆发的临界点。
宋国有过机会，皇父钺翎也有过机会完成集权，甚至有机会作为民选的“宋公”，取代如今的宋公，可是……宋国离泗上太近了。
泗上自从禽滑厘为巨子之后，对于宋国的政策都是出于适，目的只有一个：不给宋国任何未雨绸缪、缓慢变革的机会，把每一次变革的机会都扑灭，靠武力和贵族之间的敌对来压制矛盾，直到这个外部的压力一旦撤走就立刻会爆炸的地步。
皇父钺翎稍微露出一点想要变革集权的意思，墨家就煽动那些商丘的工商业者和自耕农要求更为激进的变革，把皇父钺翎又给吓回去：要变革可以啊，放弃所有的贵族权力，做到真正的选贤人为天子。
皇父钺翎是想集权，却不是想要当自由引导人民的旗手，和墨家对着比街头政治和在庶民市井的影响力还差得远。
他一退缩，那些本身均衡的贵族又立刻跳出来，表示变革和集权是不可能的，我们君子院全员反对。
原本的一些小矛盾，每一次想解决的时候，泗上的黑手就伸过来阻碍一下，积小矛盾为大矛盾，直到如今已经根本解决不了。
皇父钺翎要权力，要成为宋公，要取而代之，要拥有一个完整的宋国。
其余贵族们要权力，要贵族共和，要分封而治，要各行其政，坚决反对一个完整集权的宋国。
失地的农民想要土地，想要一份自己能够耕种属于自己的土地，反对贵族对土地的占有，甚至想要回到原本的授田封建制，对于新时代充满了恐慌。
大商人们想要土地私有和买卖，想要自己的钱能够得到土地从而继续获利，对于贵族们占着土地和人口极为不满。
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想要低税，至少要求自己有对税收的提议权，对于将大量的税收压在他们身上极为不满。
转型的小贵族们想要权力，自己放弃了封地对农夫的控制换来了土地经营的收入，可也一样丧失了贵族权力，没有武力支持很容易让自己沦为最没有权力的商人。
售卖货物的商人希望各个贵族的封地放开市场，别让那些依附贵族的商人垄断，自己去卖要么被刁难要么要征收高额的税费。
封地上继续被更为严苛的防止逃亡政策的封地农夫渴望自由，渴望土地，渴望能够离开封地。
城邑居住的自耕农和手工业者们虔诚地相信墨家关于人人平等的道义，出于对于平等同义兼爱的渴求，对于贵族的存在和如同笑话一般的庶民院感到愤怒。
各有各的诉求，整个宋国乱成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