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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天寒地冻，周同也早在二十四日午后就下令部署到位的八十余架重型抛石弩从西、南两侧日夜不停的轰砸襄阳城墙，以求在三十日最后期限到来之前，为淮东军将卒强攻进襄阳城内打开缺口。
往前追溯到汉末刘表领荆州牧之时修筑襄阳，襄阳历朝都是汉水雄关，三面夹水、一面临山。襄阳城有六门，城墙最矮为北侧临水、东侧临滩不易受敌直攻之处，但也要超过两丈高；而西南及南面临高处的城墙都要超过三丈，最高甚至达到四丈，夯土为必砌覆砖石，可谓坚固异常，易守难攻。
但在各种重型投石战械面前，过于高耸的城墙实际极大的增加了受弹面积。
两丈高的城墙，在四百步外的弹射准确度也许是十投一二中；而四丈高的城墙，弹射准确度就会倍增到十投三四中——而越是高耸的城墙，在重逾百斤的石弹轰砸下，则越是容易坍塌。
林缚在淮东新筑城池时，对城墙的高度一般要求不超过两丈；事实上到后期，林缚要求各地加强防务，但不再要求新筑或增筑城池，而是增加对险要地形及交通要塞处小型塞垒的建设要求。
江宁城在江宁战事受创颇深，林缚也没有修筑计划，他甚至考虑在江宁城墙上打开更多的缺口，以利运输，而将江宁的防御交给外围的军事防塞，规模要小得多、成本更低廉，而防御性更强。
当所有的军队都失去野战的勇气，城池修筑得再高再险都没有作用；一支军队只要有血战的勇气，哪怕是再小的地形优势都会发挥到极致——除了抛石弩在攻城战中的大规模应用，林缚更想将整个社会往初级工业文明推进。硝石与硫磺总不会一直稀缺，而在工业时代的战争利器面前，将一座城市都包围在内的城墙对防御的加强作用实在有限得很。
在重型抛石弩上大量使用铁铸部件，在提高结构强度延长战械的使用寿命跟持续发射的能力的同时，更沉重的基架使得投射、精度也得到相应的提高；为供应抛石弩有足够的石弹，淮东军起初就调拨四千民夫专进入摩旗山采石。
从二十四日到二十九日之间，参加攻城的重型抛石弩从最初的八十架增加到一百三十架，共向襄阳城投掷一万余枚石弹，襄阳西侧、南侧逾六里长的城墙直接受弹数量就超过两千枚，从二十六日襄阳西南角的城墙就整体垮塌，到二十九日襄阳城西侧与南侧总计长近七里的城墙总共形成十一处缺口……
淮东军并不急于从这些缺口强攻进去，更像只是为了叫城里的低级将卒及军卒有机会出城；从开始轰砸襄阳的五日间，计有三千余降附军趁淮东军在攻击的空隙从城墙缺口走出来向淮东军的阵地缴械投降。
对在摩旗山前垒指挥战事的周同等将，亦或是在北岸樊城督战的林缚来说，并不在意三十日期限之前出城投降的敌兵人数是多是少，更在意的是以此去估测守城敌兵的抵抗意志……要是敌兵抵抗意志还坚韧，真正派将卒拥上去夺城的时机还会继续拖后——时间是彻底站在淮东军这边的。
虽说一年内接连两次大战，叫淮东也有财力匮乏、难以为继的压力，但到庙滩岭锁喉一战之后，战事对中枢后勤的压榨就稳定下来。眼下在邓州、淅川以及分守汉津、石城、随州的诸部兵马，实际上已经进入休整及整顿防务时期，而汉水打通之后，物资运入荆襄，要比早期通过淮山栈道往柴山储备物资，至少在运输成本上要节省许多。
沉默了数日的杨雄，于二十七日夜派亲信夹在其他出城投降的敌卒里进入外围的淮东军阵地，向淮东军提出投诚的请求。
投诚与投降截然不同，投降要列入战俘，而罗文虎在礼山附淮东则算投诚——投诚后，淮东用或不用另说，但依道理而言，淮东即使不用，也应可许其解甲归田，事后不能追究其前罪，更不能将其列为战俘看待。
林缚考虑再三，决定接受杨雄的投诚，于二十八日夜派人秘密入城，与杨雄约定二十九日在淮东军正式攻城之前由其部袭打守西城的佟瑞麟部虏兵，为张苟部从西城攻入襄阳创造条件……
二十九日午中，比之前所称的最后期限实际要提前一天，杨雄如约进袭佟瑞麟所部虏兵，使西城敌军大乱，张苟指挥所部将卒从给抛石弩打出的西城墙缺口趁机攻入襄阳城内——
襄阳城内的敌军受饥饿与严寒以及身处绝境、没有逃脱希望的多重压迫，近一个月来就处于崩溃的边缘，除了列入一等战犯的主要叛降将领及虏将及其少数嫡系亲信外，底层军官及更普遍的军卒几乎都丧失斗志。
之前受高级将领及嫡系扈卫的压制不能出城投降，此时淮东军强攻进来，放下兵器就能救活，已经没有再有抵抗之心。
二十九日入夜之前，张苟就率部攻下襄阳西城，将城内的战线推到城中心襄阳府衙附近，唐复观则于二十九日夜也对襄阳南发起夺城猛攻，是夜在城中弃械投降者就多达万余人；到三十日凌晨阵前斩杀敌将佟瑞麟。
到三十日黄昏之时，仅有周繁、韩立、普碣石等敌将率最后顽抗之敌约五千余嫡系兵马退入襄阳东北角死守。既没有突围的希望，也没有投降的可能，只是徒劳的作最后的挣扎。
三十日以及十二月一日，唐复观从城外调入大量的蝎子弩，部署在残敌顽守的东北角城之外围，将数以千计的火油罐投入残敌顽抗的角城里。于十二月二日入夜之间，唐复观下令引燃几乎要从东北角流溢出来的火油，而后趁火势稍歇之时强攻破入，全歼残敌……
于十二月三日彻底攻陷襄阳，是役毙敌一万七千余人，此时在攻城之前饿死或冻死的敌兵也高达六千余，俘敌三万九千余人。
此外，杨雄率部投诚，兵卒及家小共不足五千人从襄阳城存活下来，但在战后皆解除甲械。林缚责令杨雄及其他投诚将领归乡还田，交出他们在战争劫夺的财货，每丁许领淮东银元三十枚并由地方授田三十亩以养家口，归家不得雇佃及仆婢，需以事耕织，委命地方官府监管三年之后可许迁他地居住或另择他业；兵卒拆散后携家小到荆襄各府县充为役夫，许三年免其役就地安置——在战争末期投诚的杨雄即使在襄阳之战立有一定的功绩，但所受的待遇，自然不能跟战事前期投诚的罗文虎相提并论，更不能跟战前就投附淮东的王相相比。
要没有区别，只会叫更多的投机分子骑墙观望到最后一刻。
但不管怎么说，杨雄及其他从襄阳一战活下来的部将的命运要比其他受俘的叛降将领及虏将好得多，领银元三十枚并授田三十亩，回地方至少也是一个中产之家，养家糊口不成问题。
对于普通投诚的兵卒来说，他们投诚只是想活命，即使分散到荆襄各府县充役夫，也要比其他不知道会流放到什么疫病滋生、酷热或苦寒之地、生死难揣的俘兵好得多，还有相当一部分得家小相随，甚至三年之后还有安置于地方的希望。
投降三万九千余俘兵里，计有一等战犯二十一人，其余一百零二名一等战犯都在夺城战中不降给当场毙杀；其他二三等战犯计有一千六百二十九人，其中于三十日期限之后被俘计有三百六十七人，连同一等战犯一律给甄别出来作为死囚监管，准备押往江宁行刑。
其他战犯连同俘兵，包括其他庙滩岭及收复新野等战的战俘，计四万五千余人，也于十二月上旬分别往石城、黄陂以及荆州等地押送。
也就是在十二月上旬，为期达五个月之久的南阳-荆襄会战就此彻底结束。
除陈韩三残部约千余人逃往淮山南麓深山之中要继续围歼之外，叛将孙季常、马德魁、莫纪本等要么给淮东军围杀于战场之上，要么在事给部将擒斩以赎罪，要么在淮东军后期的清剿中被俘。
整个南阳-荆襄会战，前期南阳军包括河中军梁成翼所部在内，计有十八万军民被屠杀一尽，战后仅于元归政、梁成栋所率残部不足两万军民存活下来。
战事发展到后期，淮东军联合池州军、荆湖军共计投入近三十万兵力，另有辎兵及随军民夫近十六万，以淮东军伤亡四万六千（其中战死一万两千）、池州军伤亡一万两千（战死六千人）、荆湖军伤亡三万（战死两万四千人）、民夫伤亡八千人的代价，前后大小十数战，共击毙敌军计有十一万人（含死于荆州城下降兵及新附汉军三万人）；俘敌逾二十万（包括向淮西投附的钟嵘、罗建、王仙儿、霍桐等军六万人马），战事期间向淮东投诚的罗文虎、杨雄等部计一万两千人，此役共歼灭燕胡西线兵马逾三十二万，其中包括燕胡本族精锐骑兵四万五千，仅使陈芝虎及叶济罗荣本部共不到九万兵马逃入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