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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欣欣向荣的新帝国面前，元越是那么糜烂、暮气沉沉、孱弱无能、不堪挽救……
张玉伯、赵舒翰等人，就比宋石宪、罗文虎他们渡海东来早半个月。
这半个月的时间，只能使他们先在济州城安顿下来，还没有时间去福江、松浦。张玉伯作为按察使，实权很少，但级别与济州都督同等，有专门官邸。
赵舒翰、藩季良、陈臾等人皆携妻小，住宿都督府给派遣将官住宿的驿舍，实际也是独栋相挨的砖楼，只是等级不如都督及按察使官邸显得那么森严罢了。
生活倒没有不适，济州虽小，但在卫生、交通等各方面，比江宁城规范得多、整洁得多；与济州城相比，还没有从战事里完全恢复过来的江宁城，倒更像是个穷乡僻壤。
张玉伯、赵舒翰、藩季良、陈臾他们一路哭哭啼啼、寻死觅活给赶来济州的家小，也很快就适应了济州生活。陈恩泽、周广东暂时不在济州，马一功、周贵堂等济州军政商核心人物，能明白林缚的心思，不但不会刁难张玉伯他们，还是尽量让他们融入济州军政体系里来。
这半个月的时间流光抹影一般晃过，张玉伯、赵舒翰还没有从最初的冲击中回过神来，宋石宪、罗文虎随陈恩泽来到济州，则带来两个惊人的消息：其一是林缚决意派兵参与高丽国内战，开辟对燕胡的第二战；其二就是宋石宪领队来济州观察日蚀，根本目的就是实测日蚀时差，推翻“天圆地方”之旧说，确立日心新说。
第二个消息，尤其的惊人。
虽然后期为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但林缚兴杂学，赵舒翰长年累月在江宁草堂著书讲授杂学匠术，是立了大功劳的；赵舒翰也绝对是能与宋石宪、姜岳、葛司虞比肩的大宗师级人物。
赵舒翰早年在整理历法资料时，就注意到同次日蚀在不同地方记录有时差的问题，但“天圆地方”的圣人之说太深根蒂固，叫赵舒翰不敢细想下来。
实际上，早年测星术也是因为与“天圆地方”的圣人之说相违，才给为圣人立言的儒学正统斥为异端邪说而遭禁止。只是测星术在航海上，比罗盘还有着更广泛的用途，故而在海民之间偷偷的传下来——
淮东能纵横东海之上，还得益于测星术的推广。要没有这个后世给称为等纬航法的技术手段，淮东就没有办法实行崇州与济州岛之间的直航。
赵舒翰毕竟跟传统的腐儒有着天壤之别，淮东测星术的完善，还有他的功劳在内，对“日蚀时差”现象会推演出“日心说”，差不多在宴席之间与宋石宪简单的交流之间，就彻底点透。
其实除了日蚀时差之外；近千年以来，在天文历法上有极深造诣的大家，对星相的实际观察，实际上有很多是跟“天圆地方、日月星辰绕地而行”的圣人之言相违背的，恰恰又能拿“日心说”来解释。
这些观察记录，没能列入儒学主流，而是在文人笔记里陆陆续续的记载下来。
赵舒翰花十年之功，编写《匠典》，差不多将半辈子读过的杂学书册，都系统的梳理过一遍，几乎是当世读书最多之人，对种种异端邪都认真细致的推敲过。可以说主流儒家所传的圣人之说，早就在他的心里支离破碎了。只是限于传统的势力额外庞大，赵舒翰不敢去追根问底，也没有能力发出冲击力极强的异端声音。
这次的测日，是林缚大力支持，目的就是推翻儒学旧说。
有掌握天下军政、背后又有四十万精锐兵马支撑的林缚的支持，儒学旧说的传统势力影响再深、再庞大，至少在明面上，赵舒翰他们讨论颠覆性的新说，也不用担心会受到公开的迫害。
赵舒翰与宋石宪都是杂学上的大宗师，以往囿于政见，绝少交流，这时能有机会在济州同席而宴，谈起来二人都擅长的天文星历来，自然是趣味想投。
不知不觉之间，两人是越谈越深，很快就将陈恩泽、马一功、张玉伯一干人等，都置之一旁、不予理会。
陈恩泽、张玉伯还好，毕竟对天文历法有所涉及，能勉强听得懂宋石宪与赵舒翰所谈内容，马一功及藩闻叔、罗文虎等将领以及列席的其他官员，则听得如坠云雾之中。
只不过，宋石宪是林缚亲点列为崇学馆大学士的人物。
崇学馆大学士只是一个名誉头衔，要说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林缚也自领崇学馆大学士，就是要将崇学馆大学士的名誉，抬到叫别人仰望的高度，以此强化杂学在世俗中的地位。
宋石宪虽说实权远不及都指挥使、都督一级的军政将臣们，但马一功、陈恩泽等人，还真就不能对宋石宪马虎了，即使听得再枯燥，还得耐着性子坐着。
要是给扣一个不尊重杂学大宗师的帽子，指不定隔天就给调到哪个旮旯去牧马了。
倒是张玉伯放得开，与赵舒翰、宋石宪笑道：“你们谈得入迷，这酒便冷了……”
宋石宪在江宁，有一些能与他对话的准宗师级人物，这次带了一大群人来海东观察日蚀，但这些匠师学识都及不上他，也没能找到一个能倾心交谈的人，逮到赵舒翰也是算是难得谈一个痛快。
听着张玉伯闹意见，宋石宪说道：“你们喝酒，不用理会我们，”想着旁人也听不懂他与赵舒翰所谈的天文历法，拉赵舒翰起来，说道，“走，我们另找地方谈去，莫影响他们吃酒……”便将一干人等丢下不理。
马一功等人对宋石宪的不通人情也是苦笑，偏偏林缚将他视作宝。当然，宋石宪的不通人情在淮东内部也是出了名的，众人自然不予理会，将宴席很快进行下去。
张玉伯、藩季良、陈臾三人宴后都寻不见赵舒翰，便先回住处去。
在马车上，藩季良压不住心间的疑惑，问张玉伯：“崇国公这次声势浩大的观测日蚀，意在推翻‘天圆地方、日月星辰绕地而行’之说，以立新学，但随之也将从根本之上动摇‘承天命’之说——崇国公意欲何为啊？”
藩季良在席间没有吭声，旁人只当他听不明白宋石宪与赵舒翰的谈话，但藩季良能给前相陈西言依重、礼聘为幕僚，又岂是平庸之辈？
林缚当下所做的许多事情，就是为废元自立做准备，但既然林缚要登基为帝、开创新帝国，怎么会去动摇天命之说的根本？
为圣人立言的儒学能彻底成为主流，实际就是融合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以“承天命”为核心，为帝权天命所授创造出一整套的理论基础。便是朝国更替、确立国号，也是要依从“五行之德、彼此相克”的理论，这自然也是“帝王之术”的根本。
藩季良、张玉伯这等人物，自然不会相信“承天命”的说法，而一些野心勃勃之辈，更是怀着“帝王将相、焉有种乎”的叛逆思想，但要帝权巩固，必然需要一套叫普罗大众信服的理论。
儒家后奉四书五经为根本经典，但实际将四书五经里与天命之说相违的一些内容，彻底删改。而杂学匠术不得兴起，其根本也就在此。杂学匠术兴起之后，必然会对传统的“帝权天授、承天命”之说造成颠覆性的冲击，先人早就把这一点看得清清楚楚。
林缚因为实际的需要，立匠术兴杂学，可以理解，但他此时已经功成名就，就将要另立新朝、继承大统，他不去加强“承天命”这个理论基础，反而要去推翻这个理论基础，实在叫藩季良、张玉伯这等人物费心理量……
当然，林缚即使不需要“承天命”附会之说来巩固他的权柄，也已经将天下军政大权掌握手里，但他以后要传位于子、子传于孙，没有这一套理论，怎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