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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扬州有名的“商籍之争”，实际上正是山陕商人与徽商之间商场积怨的一次大爆发。
在盐商云集的淮安、扬州二府，山陕商人因是外省入户定居而获朝廷特批拥有“商籍”，其子弟可入读淮扬二府的学校，每年还有7个不用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的名额。而徽商的家乡徽州与淮扬同属南直隶省。按规定，其子弟不得在当地上学。
历史上，明崇祯五年（1632年），经徽商联名上书，巡查两淮盐政的官员上书。请求凡盐商子弟均可就地入学，获得皇帝批准。但这无形中损害了原有学籍的徽商的利益，引起大家鼓噪，恰好时任扬州知府又是山西人，支持同乡的抗议，此政策遂缓行。徽商旧事重提，“西人复大喧哗，争讼不已”，终于又不了了之。
“商籍之争”，前后达数十年之久，西商先胜后败，徽商终偿所愿，其实也折射出在此期间，陕、晋、徽三大商帮在扬州实力对比的盛衰变化。
这种争斗，最后的结果是1644年3月，陕西米脂人李自成率大顺军攻入北京，逼得安徽凤阳人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但镇守辽东的明将吴三桂旋即引清兵入山海关，击败大顺军。顺便说一句，生于辽东的吴三桂祖籍“广陵首邑”高邮，也算是扬州人了。
这次改朝换代的战争，给扬州带来了灭顶之灾。1645年5月，清将多尔衮率军南下围扬州城，明将史可法坚守城池达半月之久，杀伤清军甚众。城破后，史可法被俘就义，多尔衮为报复大开杀戒，造成“扬州十日”惨剧，民众死80万，西商、徽商及各地商人亦难幸免，有明一代两淮盐业兴盛带来的商业繁华，毁于一旦。
入清以后，至康熙初年，全国形势大定，新兴的清朝亦思恢复经济民生，以稳固统治，而盐税数额巨大，两淮盐业的复兴自然是重中之重。在清廷的宽松政策之下，为躲避战火退走的盐商陆续再聚扬州，所谓“康雍乾盛世”的130余年间（1661年~1795年），扬州盐业达到又一高峰。极盛之时，每年经扬州运销的盐达160多万引（每引折盐200~400斤），仅盐课（即盐税）一项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
当时之盐从海滨盐场经扬州转运到各省市场，价格可涨10倍以上。据估算，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扬州盐商每年赚银1500万两以上，缴纳盐课600万两以上，占全国盐税六成左右。这一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为全世界的32%，而扬州盐商提供的盐税就占了全世界经济总量的8%。
不过，此时的扬州盐业，已是徽商的天下，曾经紧密合作的陕西商人与山西商人之间貌合神离，陕商在扬州迅速衰落，只剩下大约十几家盐商，不能称帮，难成气候。
……
【在古代，科举考试必须是回原籍参考，其实这就是后世的高考移民，这玩意儿在几百年前就有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