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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仓一事暗中暴发，使得大隋官场风波不断。
由洛口仓、江阳仓、涿郡仓、晋阳仓、广通仓开始的调查储粮一事，相继引发了天下不小动荡，有问题的人自是诚惶诚恐，没问题的则是安然处之，如此种种，尽皆展现出了官场百态，不过仓官的情况比意想中要好得太多，由这五大仓开始调查的各大官仓，有问题得并不多，这或许是前些年的大杀特杀，打消了一批人的侥幸之心，当然也可能是有的人作案手段更加隐密，暂时查不出问题来。
不要说什么‘开皇盛世’吏治清明这种傻话，毕竟历史是由人书写的，而‘有便宜不占是王八蛋’正是人类的本性之一，无论任何朝代都不可能跟‘贪官污吏’、‘贪污腐败’这类词汇彻底绝缘，所谓的‘吏治清明’无非是贪官污吏较少、贪污数额较少而已。
‘开皇盛世’之所以名垂千古，是因为清官廉吏占据了官场的主流，而且纵横四海、武极天下的功勋加了太多的分，另有一种原因是为了烘托出一种“虎父犬子”的历史氛围。
瞧！
杨坚那么厉害，为后代留下那么多财富，却被杨广这个败家子败得山河破碎、国破家亡。
这固然有一定道理。
但反过来说，杨坚时期所积压的矛盾，终是到了杨广时代如火山喷发一般的爆发开来了。
这样的历史事件还少吗？
武极天下的汉武帝是个富三代，利用文景之积累，打得富庶汉朝穷困潦倒，给后人留下一个烂摊子，也是因为汉朝有了数代积累，全国上下民心所向，再加上后人比较争气，使汉朝度过了难关，只是因为汉武帝太辉煌了，所以人们自动的忽略了一些事件，忽略了他后人的贡献。
同样，杨广也是一个富二代，只是他没有个好儿子，不过他现在有了一个好孙子，而这个家伙，似乎比他更加光彩夺目。
对外，取得一系列辉煌大胜，不仅雪了‘雁门之围’、‘四征高句丽’的耻辱，还将先辈丢失的土地通通要了回来，杀得四周之敌府首称臣；对内，则是通过战乱，将以前无法推广的政策都轻松执行了下去，并且衍生出了许许多多利国利民的政策。
但是贪污腐败，终是难住了杨侗，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加大打击力度，庆幸的是这年代的作案手段原始单一，真正要查下去，其实也不难。关键还是要看皇帝和中枢官员是否同心，如果京城中官能够上下一心，完全能够做到一抓一个准，杨侗感到很庆幸，因为他麾下就是这样的一伙人，如果他和杨广地位转换，大隋恐怕会败得更快，只因他很清楚自己根本不是政斗的料，若是生活在那复杂的年代，估计每天都是在受人忽悠中度过。
眼下的反‘仓鼠’一案，也因为山东士族的趁火打劫，变得复杂了，不过也不太难，只因瞅准了目标去查，终是使朝廷占据了主动。
而与此同时，洪水退却后的一系列问题，也令朝廷开始焦头烂额。
因为洪水肆虐，使一部分河道瘀塞了。
洪水之后，百废待兴，百姓都在自我抢救之中，立即征调夫役疏浚河道不太现实，即便马上疏浚，河道恢复畅通肯定也是几个月后的事情了。
然而到了冬季，会有一部分河道冻结，朝廷必须在此之前把河道清理干净，使秋天的粮赋能够运抵人数最多的洛阳、大兴。
如果延误了，就会造成粮储不足，从安全角度来讲，这对是极大的隐患，而从经济角度去考虑的话，这会使物价居高不下，造成不稳定的局面。
杨侗虽然对仓鼠勾结士族盗粮的恶劣行径痛心疾首，以他一向眼里不揉砂子的强硬性格对此绝不肯善罢甘休，但他也清楚，事有轻重缓急。
为了解决眼下困局，杨侗索性把仓储之事下放给三大司法部门，其他部门把精力集中在漕运问题上来，当然了，这本身也该这样，各司其职才能使一个朝廷合理有序、有条不紊；但朝廷这一缓，也让一些嗅觉敏锐、时刻关注朝廷风向的人感受到了。
……
洛温坊位于洛水北岸，洛阳北城东南角，往北过了积德坊就是北城的上春门，往南就是洛水边的水门；此刻水门前正有无数工匠和奴隶分隔洛水、清理北岸之泥沙，准备清淤至底，然后从石底开始修缮被洪水冲垮的水门和这段城墙。
靠河这边的洛温坊就有卢豫所住的庄院，院墙之外还有一道坊墙，两道墙都垮了，院墙是自家修的，而坊墙是兴建东都之时所修，由于当时要赶进度，留下了安全隐患，再加上久年失修，经过这场持续近一个月的雨水浸泡，就轰然坍塌，如今还没来得及砌。因此卢豫坐在院子里，就能看到微显浑浊的洛河之水。
他家也算够倒霉的，两道夯土之墙都往北方倒，全都倒那些土全都跑进了卢豫家里，再受大雨一冲，院落里、厅堂中全是泥泞，府里都是一层厚厚的淤泥，想要把这庄园清洗如旧，绝非数日之功。
卢豫坐在一棵大树下逍遥椅，旁边尚有一张石几，上面整整齐齐的摆着几本书籍，他所在的这片区域已经清理好了，地面冲刷干净，几株生命顽强的小草正慢慢恢复活力。旁边一棵桂树树干，还有很淤泥的痕迹。
族孙卢照纯站在他的身边，一身儒衫，尽显温文而雅气度，卢照纯凝视着西北方向以湛蓝天空为背景的乾阳殿，轻声说道：“街头巷尾有个传言：说是洛阳今年洪水之危易解，万年之忧难除，洛阳洪水十年一泛，天地之威无从抵御，天下中枢、国之帝都不应立于忧患之地。”
卢豫眉头一皱，问道：“这是何意？”
卢照纯说道：“这或是朝廷受此洪涝之厄，有意还都大兴城，是以故意放出风声，以了解民间声音。也有可能是某方势力借机而为，试探朝廷的反应。”
“你以为是哪一种可能性较大？”卢豫放下手中的《半月谈》，饶有兴致的问。
“我认为是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为何？”
“以皇帝对天下、对朝堂的掌控而言，他要把都城放在何处就是何处，根本没人反对，纵有不平之声，也不成气候。他还是秦王的时候，是在涿郡，之后在邺城登基，那是他的朝廷一手建立起来的，城池宏伟、宫殿壮丽，当时人们都以为那是隋朝的都城，可他说搬就搬……他现在要想搬去大兴城的话，根本不需要顾虑臣民的意思，顶多会在《半月谈》刊载一篇文章，所以第二种的可能性更大。”
“说得很有道理！”卢豫点头道：“文帝时期就已经有了迁都的打算，但受制于关陇贵族，迁不了都，而大兴城是文帝和关陇贵族相互妥协的结果，为何修得那么快？是因为关陇贵族担心时间拖得久，给了文帝迁都理由，而把那座大城修好了，便有了诸多肘制文帝的理由，比如说城池很好，再次大兴土木会劳民伤财之类的；武帝迁都洛阳也遭到强烈反对，尤其关陇贵族集团，毕竟事关他们的切身利益，不用想都知道他们态度，但汉王杨谅造反给了他绝佳的借口，一是北齐旧地不稳，大兴鞭长莫及；二是疾如闪电一般平乱之战，震慑军武起家的关陇贵族；三是在杨谅麾下任职的关陇贵族子弟多不胜数，比如说豆卢氏、赵氏，本身就是主谋之一，武帝有关陇贵族把柄在手，但他引而不发，终使关陇贵族答应迁都，事后，武帝果然没去追责；第四个原因，则是山东士族、南方士族在发声支持。所以，终使都城迁到了洛阳。总而言之，武帝得以迁都洛阳，是他在和关陇贵族方方面面的较量中赢了。而杨侗，除了从洛阳带去的资产，没有借用任何一方势力，这天下是他一手打下来的，根本不需要向何方势力低头。”
卢照纯说道：“这么说来，应该是关陇贵族余孽在左右舆情了。”
卢豫睨了他一眼，道：“怎么，你觉得‘关陇贵族’会成功？”
卢照纯连连摇头：“这倒不是，我只是觉得要影响两代帝王决定，而且还是迁都这么重大的事情，关陇贵当初的力量着实太令人恐怖了。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洪水威胁了帝都安全，皇帝未必不会顺从舆情迁都，这对我们的复兴大计，可不是什么好事。”
“迁都这种大事，哪有你想象中那么简单。”卢豫悠然道：“自三皇五帝至今，各个朝代的都城的选址都是有迹可寻的。盘庚迁殷是殷地富庶，容易筹措粮食，再一个就是通过迁都削弱旧都贵族实力，三则是远离异族领地，稳定商朝统治。周平王迁都洛邑，则是因为犬戎之乱使镐阳残破不堪，再者是犬戎在侧虎视眈眈，迁都才能使中枢安全。而魏孝文帝迁都，一是远离威胁最大的北方；二是洛阳农业兴旺、漕运方便；三是摆脱鲜卑贵族盘根错节的势力网，以便顺利变革。”
“以古鉴今，你会发现任何一个帝王迁都，都避不出四大要点：一为地势、二为财政、三为军事、四为政治。地势上，关中虽然不时发生干旱，可相而而言，水患对都城的危害更大，这场水患要是淹了洛阳城，其后果你能想像得到，虽说这有漕运之利，但论起地势上的优势，只能勉强和有广通渠之便、河套之粮的大兴城打平，若是算上丝绸之路，洛阳几无优势。”
“说起财政，从战国至今，山东、关中都是士农工商最发达之地，未来如何无从得知，但现在来讲，唯此两地适宜为国都。军事安全方面，以隋朝如今鼎盛之军力、雄霸天气之气概，立都大兴或洛阳几无分别。那么主要决定的因素就政治了。”
“以前的皇帝迁都，要考虑各方势力的利益关系，但这个皇帝不需要，所以政治这个要点，我们可以改为民生。青、徐、豫、荆、扬这五大州大多是去年收复到手，百废待兴是其一，其二是这些地方的百姓对隋朝依附之心不太牢固，若是任用的官员非贤良之才，重新造反的可能性极大，朝廷中枢在天下中心的洛阳，既可震慑地方流寇，又能就近监督此五州官员施政，如果迁都去了关中，山高皇帝远的，岂能看到南方施政情况？况且以关中为中心的西北大地内无内忧、外无外患，且随着圣武车的出现，使洛阳和大兴联系紧密，即便出了些小问题，军队只需一两天时间就能解决干净，所以从民生这一要点上说，迁都的可能几乎不存在，至于洪水之厄，大不了在洛水、伊水中上游修几条引流运河便是，反正他有的是不要花钱的民夫。”
说到这里，卢豫拿起桌上茶杯，轻饮一口，接着说道：“如果迁都之声音，是自然而然兴起也就罢了，如果是关陇贵族余孽在作妖，以皇帝对关陇贵族的敌视、仇视，倒霉的只会是他们自己。”
卢照纯心悦诚服地道：“家主一席话，令孙儿茅塞顿开。如此看来，皇帝的确没有迁都的理由。”
说到这里，卢照纯忍不住又说道：“家主，我们要不要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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