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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军饷，就算不能，兵部的支援很快也会到位。
自万历朝三大征之后，这一政策开始悄然改变。
为使军户能自备服装盘费，减少各地卫所和兵营压力，明廷规定﹕
“军户耕种的田地(军田)在三顷以内者可免杂役﹔三顷以上者须与民户一起承担杂役﹔随营余丁和户下供应余丁亦可免当差﹔正役仍要承担。”
说实话，这些制度是考虑到军户不能自给自足，一户出丁受到各种苛捐杂税而所得不能相抵，继之牵连、拖累全族这种情况，是朝廷相应的措施。
不过很可惜，万历朝这种极好的措施，在实际执行中并未贯彻到底。
这个措施，自宰辅张居正死后便无人再提，军户的杂役负担并没有减轻，反而相应赋税越来越多。
朝廷上，虽然想极力的为下面减少负担，但是由于财政的逐年破产，尚且无法维系填补三大征对地方造成的损耗，对于地方军户的补偿更是供不应求。
万历一朝，由于前十几年张居正的全国性改革，为朝廷积累下了许多的财富和民心。
这也使得万历末年虽然明军在辽左、西北一带的流寇、贼虏、蒙古方面细节上常有失败，但总体上来看，朝廷仍是不可撼动。
到如今崇祯朝以后，对于军户出丁是根本就没了任何补偿，因为当时崇祯初年的朝廷，就连正兵和卫所的军饷、衣甲都已经不能凑齐，时常因此发生兵噪、炸营等事，更何况那些地位低下的军户。
士人常说粗鄙武夫，但是相较于那些真正的兵，这些基础庞大却四不像的军户，甚至不够格被称为“武夫”。
在出丁同时，社会地位上，军户亦低于一般民户和官兵。
就连民户对军户也时常鄙夷嫌弃，就像文人和兵伍的区别，民户若与军户通婚势必连累自己的子女和全族。
军户丁男仅许一人为生员，民户则无限制，正军户五丁以上方许充吏，民户二丁以上即可充吏。
民户有罪，往往以充军处罚，军户则不许将子侄过房与人，防止后代因此脱免军籍，钻了军户大家庭的漏子。
兵丁征戍远方，军装盘费数目很大，洪武、永乐时朝廷尚能充足保持军户们的军装盘费，但自万历末年以来，朝廷所给便是杯水车薪了。
就拿万里末年的萨尔浒之战来说，朝廷调动了自三大征以来人数最多的八万多人，想要直接将有些崛起势头的建州剿灭。
尚且不说成败等事，只说这八万多大军的组成成分，可战的精锐正兵实际上只占据了其中很少一部分。
当时延绥镇、宁夏镇、甘肃镇、固原镇四处，发兵共约两万五千人，但是又分正兵、卫所兵和基本军户。
这大约两万五千的四镇兵马，真正吃饱穿暖，勉强能从朝廷那边拿到补偿有些战斗力的正兵，其实只有万人不到。
余下那些，一小部分是源自四镇各卫所调派来的卫所军，万历朝对卫所多多少少还有些补偿，算是个安慰。
那些人数杂多，在军中往往充当劳役而非主要战力的军户，打一次仗，他们不仅得不到任何好处，军功也完全不会分摊到他们头上。
更令人寒心的是，就连他们全部的出征盘费也是完完全全的自给自足。
崇祯皇帝此番在永平府的试水，实际上就是想看看会遇到什么阻力，若军户制度不有所改观，再怎么搞也只是一时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