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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商的文化精神,作为晋商文化的深层结构与思想基础,是晋商文化的灵魂与精髓,也是晋商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与动力源泉。
晋商“崇商重利”的人生选择,是受历史环境的影响。在基于传统农耕文化而确立的价值体系中,商业及商人并不受人推崇。士农工商四民序列的前后位置,反映出社会大众共同的重士轻商的人生观与价值追求。而瑭以后,科举制度更是为士人厘定了一条由学而仕的终南捷径。相对于这条经千年积淀并被大多数读书人视为圭臬的光明大道,晋人弃儒离农从商的人生选择确实为另类。他们认为:“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故利以义制,名经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由于这种观念上的独特与前瞻,晋人在行动上就显得坦荡而自信。“读书好经商亦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亦难知难不难”,于是,一批又一批三晋才俊之士,毅然决然地弃儒就商,走出了一条新型的人生之路。在长达500余年商业活动中,究竟有多少山西人涉身商场,今天已无法确切地统计,但在眀乾时期山西因商而富甲一方则是有据可查的。时人以“海内最富”四字来指称山西,显凤初年山西晋中地区家产逾百万者多达数十家,时人估算其额过亿两,比大乾朝的国库库存量还多。
晋商最讲诚信,崇尚“信义并举”。诚信是中土传统美德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对晋商的商业活动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早在创业之初,晋商就确立了一种卓尔不群的商业理念,树立了三晋独特的商人形象,他们把“信”、“义”定为自己的立业之本,并把言必忠信、信必笃敬的关云长奉为“财神”,做为自己的精神偶像,以此来建立自己的道德自信。晋商在商业活动中,通常以关公的“义”来团结同仁、号召同仁,以关公的“信”来取信于社会,取信于顾主。因而,义结同心、以义制利就成为晋商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晋商发展之初,大多采取合伙经营的方式,合伙经营而能成功,靠的就是诚信的经营理念。晋商票号多为东家出资、掌柜经营的运作模式,两者之间良好关系的维系,靠的也是一种道德自觉,即“信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晋商的“相与”。晋商把经营过程中发生业务往来的商号之间的联系称为“相与”,这种“相与”的关系,同样也是建立在信义基础上的彼此之间相互扶持、患难与共的合作关系。当自己的“相与”面临困境时,晋商往往能不计得失,鼎力相助。在晋商的商业活动中,信誉至上,坦诚相待。不弄虚作假。不欺诈伪饰。一直是他们恪守的商业品德,他们以此夯实了自身商业文化的基石,在社会大众中建立了值得信赖的良好形象。
晋商具有智慧卓越的创造能力。晋商在多种行业所进行的不同的经营活动,没有既定的模式,也没有可以参照的前人的经验,所有的一切,均需自己去探索发现,去总结归纳。也正是这种几无约束的商业环境,催生了他们的创造活力。具体说来,晋商的创造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资本运营中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眀中叶以后,社会生产力提高,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市场规模扩大,晋商先后推出了贷金制、朋合制、伙计制及股份制等经营管理模式,并针对不同时期的商业运作实际,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制度。因而实现了管理与商业发展、社会经济同步运行的良好态势。其次是圆融有度的人事管理策略。综观晋商的用人策略,在人才的选择、培养教育、奖惩激励等方面。他们建立了一套既严谨规范、又适于人才成长发展的用人机制。在人才选择方面,通过考其德行才智、察其断事析理能力,并广泛听取他人的评判,以决定是否任用。一旦选准,就放手使用。晋商还建立了不同层次的奖惩激励机制,以激发每个成员的工作热情。晋商把对员工的培养教育,看作关系到自身生存发展的大事。对于初选入行的伙计,他们要派遣资历较深者或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系统的培训,训练的科目种类繁多,并制定了严格的考核办法。此外,晋商票号开创了中土金融业发展的新纪元。早在眀朝中叶,当铺、钱庄就已遍及大江南北,乾朝时又产生了印局、账局和票号。虽然当时的各大商帮多涉足金融业,但都不及晋商经营项目之多,经营地域之广。在中土金融业发展初期,晋商在诸多方面都有开创之功。
晋商具有自强不息的实践品格。实践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劳作,是一种把理想变为现实的艰苦行程。正是依靠坚忍不拔的实践品格,山西商人在经商实践中战胜了许多无法想象的苦难,从而在大漠风沙、崇山峻岭、浩瀚大海之间,走出了一条条沟通四海财富的商业之路。晋商的活动区域,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阪、神户、长崎、仁川,西达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在广袤的欧亚大地上,都有晋商长途跋涉的身影。晋商经营的范围包括盐业、粮食业、棉布业、丝绸业、煤炭业、铁货业、木材业、干鲜果业、饮食业、典当业、铜业、洋货业、账局、票号业等等,这种百业经营,需要具备的是百业的知识与经验。而晋商正是凭借自己的勤劳与智慧,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经验,从而成为这些行业的行家里手。
山西商人崇商重利的价值追求,使他们不被时俗所迷惑,能够毅然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信义并举的道德构建,使他们建立了充分的道德自信,从而能在信、义、利三者之间,做出理性而正确的选择与把握;智慧卓越的创造能力,又使他们在面对复杂的商场竞争时能够沉着应对,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策略;自强不息的实践品格,则使晋商关于财富的理想,有了实现的可能与机会。而这一切,又作为一种深远厚重的文化积淀,贯穿于一代又一代晋商的思想之中,化为一种永远的精神动力,启人以思,促人以力。
在今天和乔郅墉的会面中,林逸青更是从这位可敬的老人身上,看到了晋商的优秀品质和文化传承!
而和这位老人的谈话也提醒了他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自己的目光,不能只着重于军事,而要看到军事之外!
强大的工商业,才是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基础!正所谓“富国强兵”,“富国”才是“强兵”之本!
而在乾国这个长久以来有着“重农轻商”传统的古老国家里,晋商和徽商等商业集团,虽然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为国家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因为他们政治地位的低下,使他们的发展进入了末途!
林义哲生前提出的“四民柱石论”,林逸青知道得很清楚,他明白林义哲不惜引经据典套用管仲的理论,目的就是为了打破“士农工商”的传统等级桎梏,提高商人的政治地位,以利于国家工商业的发展!
林义哲在这方面可以说极有远见。
现在林义哲虽然去世了,但他打下的底子还在,自己完全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打破制约乾国工商业发展的枷锁!(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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