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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固然感激涕零，我亦不必再内疚神明了！所以，我要好好儿的谢一谢王爷！”
关卓凡收起笑容，说道：“你也是难！有的话，我说得，你说不得；有的事，我做得，你做不得——如此而已罢了。”
之前，郭嵩焘对旺察氏的请求，装聋作哑，确实是内疚神明的。
这不仅仅因为，若严格按照章程办事，肃顺的遗属，确实是有获得奉恩基金照应的资格的，郭嵩焘的装聋作哑，有“不作为”之嫌；更加因为，肃顺于他郭筠仙，实在是有知遇之恩的。
咸丰六年，郭嵩焘入京，进翰林院任编修。肃顺久闻其名，一夕长谈之后，大为激赏，次日便向文宗力荐。
由于肃顺不遗余力的推举，在短短的一个月内，文宗数度接见郭嵩焘；不久，便有旨意，命郭嵩焘入直南书房，并当面温谕，“南斋司笔墨事却无多，然所以命汝入南斋，却不在办笔墨，多读有用书，勉力为有用人，他日仍当出办军务。”——这是不拘资格、准备大用的征兆。
果然，没过多久，文宗即命郭嵩焘至天津前线僧格林沁军中“帮办军务”，而且明谕，郭某的身份“平行”于僧王——这几乎就相当于没有名义的监军了。
同年十月，郭嵩焘又奉旨前往山东沿海，做大规模的税务整顿。
肃顺、文宗之所以重用郭嵩焘，除了对他本人的欣赏外，也有一个抑满扬汉、支持湘系的大背景在，可是，这一层，深为一向蔑视汉人、文人的僧格林沁所不满和抵触；整顿山东沿海的贸易、税收，更是把山东的大、小官员，从巡抚到胥吏得罪遍了，最终，在僧格林沁和山东地方的联合攻讦下，郭嵩焘被迫去职。
回到北京，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郭嵩焘仍回南书房。不过，跟之前已经大不相同，此时的他，等同投闲散置，真的就是“司笔墨事”了。
对于肃顺和文宗的不能支持自己到底，郭嵩焘未必没有怨言，他感叹“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忍苦耐劳，尽成一梦”；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则说，“久与诸贵人周旋，语言进退，动辄生咎。”
不过，对于自己的左迁，他还是“理解”的：毕竟，朝廷倚僧王为长城，自己说到底不过一个翰林院编修，彼此真的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朝廷只能选择牺牲自己。
对于肃顺和文宗的知遇，他依旧是感激的。
因为肃顺的知遇之恩，对于旺察氏母子的境遇，郭嵩焘其实是非常同情的，心里也是非常不好受的，可是，他什么也不能做。
肃顺的事情，太敏感了！
辛酉政变，是上位者之间的倾轧，不但是满洲人自己“闹家务”，更是爱新觉罗氏自己“闹家务”，肃顺遗属的待遇，为是次“闹家务”的一部分，自己一个汉员，无论如何，不能介入。
文祥对肃顺的儿子，可以大大方方的“法外施仁”，那是因为，文祥不但是满洲人，是爱新觉罗最重要的家臣，更是因为，文祥本人，就是辛酉政变最主要的主持者之一，因此，他对肃顺的儿子“网开一面”，不会引起任何猜嫌。
如果换了自己这个曾经受过肃顺知遇之恩的汉员这么做，十有八九，就成了“勾连谋反大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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