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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临来月光县之前，专门拜访过第二任县委书记。他对我说，合资公司选的项目好，既能依托月光县的资源，又对环境也没有什么污染，加上克思曼先生财大气粗，很有经济头脑和战略眼光，一定会生意兴隆，财源滚滚……。”
“二任县委书记说得对，这个项目的确不错啊。”市委书记翁敏杰说。
我说：“第二任县委书记还动情地对我说，月光县积贫积弱，到处都是‘哇哇待哺的孩子’，有了钱，就可以力所能及地为老百姓办一些实事了。”
“说的好啊，省里下来的干部，素质就是不一样啊。”翁书记说。
“可他还不是站不住脚，被人‘撵走’了。省里下来的干部，一个个被‘撵走’，连我这么阳光、乐观的人，都有点心里阴影了。”我说。
“我们不说‘撵走’不‘撵走’的事吧，省里下来的干部一个个离开，原因很多，很复杂，一时半刻还说不清楚。有些事情，我也弄不清楚，想不明白。”翁书记说。
我说：“我只是随便说一下，也没有请您细说月光县前几任县委书记的事，您也别放在心上。”
“还是说说泉水系列开发项目的事吧，德国客商的事后来没有什么消息了，是不是这件事搞砸了啊？我怎么就没有一点印象呢？”翁书记说。
我说：“您分析的对，是搞砸了。”
“怎么搞砸的？”翁书记问。
我说：“第二天早晨，二任县委书记去请克思曼先生，打算跟他一起去市里签协议的时候，他找不到克思曼先生。”
“克思曼先生怎么了？”翁书记问。
我说：“克思曼先生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翁书记问。
我说：“克思曼先生因为**被抓了。”
“还有这样的事啊，你详细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说：“克思曼先生晚餐后，就回房间休息了。到了深夜，一阵电话铃声惊醒了他。电话是小姐打来的。问他要不要‘服务’，克思曼先生毕竟在中国呆过一段时间，简单的中国话还是能听懂一点的。”
“是不是克思曼先生犯‘生活作风’错误了？”翁书记问。
我说：“是，是犯‘迷糊’了。或许是趁着酒兴，或许是离家太久，或许是没把这当回事，或许是有这方面的‘爱好’。总之，克思曼先生同意接受‘服务’，与小姐‘缠绵’了一阵，就抱着小姐睡着了。”
“哪接下来怎么样？”翁书记问。
我说：“宾馆服务员私下里与派出所有个‘君子协定’，谁提供线索抓获嫖客，罚了款后，派出所就给服务员‘信息费’。当班服务员看见小姐进去后，半天不出来，就想外国人有钱，可以罚更多的钱，得到更多的‘信息费’。”
“月光县也有这种事情啊？”翁书记问。
我说：“当然有。于是，宾馆服务员把宾馆经理反复交待的事当成了耳边风，偷偷摸摸地给派出所打了电话。也许派出所也认为外国人有钱，得手容易，不敲白不敲。”
“派出所办事‘效率’是不是很高啊？”翁书记问。
我说：“的确很高，一个姓严的副所长接到电话后，马上带了几名干警到了宾馆，当班服务员悄悄打开房间，干警轻轻掀开被子，对着赤条条的两人拍照摄像后，就带走了克思曼先生和隔壁房间的翻译。”
“派出所是不是要克思曼先生交罚款啊？”翁书记问。
我说：“翁书记猜测的很对，克思曼先生带到派出所后，派出所告诉他违反了中国法律，让他交5万元罚款走人。他嗷嗷叫着，就是不交。”
“派出所怎么办？”翁书记问。
我说：“派出所很有‘办法’，一个干警用板凳打了克思曼先生，打得他直告饶，他还是不交。后来降到2万元，他依然不交。气极了的干警用皮带猛抽他，他还是不交。最后降到5000元，他就是不交，不交又挨打。”
“派出所怎么能这样办事啊？”翁书记有些气愤地说。
我说：“不管派出所怎么弄，克思曼先生总是一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样子。折腾了后半夜，派出所一分钱也没有弄到，倒是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正不知道该怎么收场，县公安局文局长怒气冲冲地赶来了。”
“这个文局长是不是现在你们县公安局的那个文局长啊？”翁书记问。
我说：“是的，是公安局局长文胜天同志。文局长向二任县委书记报告说，人在城关镇派出所，请二任县委书记去接人。”
我说：“接到文局长的电话后，二任县委书记想，这么一闹，克思曼先生肯定对我们不满。如果不亲自去接，做好解释工作，恐怕协议要泡汤。若协议泡汤，不仅我们所做的工作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而且市里方方面面肯定会来责怪我们，新闻媒体也会刨根问底，我们就会更被动，县委振兴经济的努力就会受到重挫，月光县脱贫致富就更难……。”
“二任县委书记是怎么处理这件事呢？”翁书记问。
我说：“二任县委书记赶到城关镇派出所时，克思曼先生已经坐在了会议室里，周围的人对他‘谄媚’地笑。一夜之间，克思曼先生由原来的座上宾变成了阶下囚，又由阶下囚变成了座上宾。”
“这算不算‘黑色幽默’啊？”翁书记问。
我说：“我不知道算不算‘黑色幽默’？但派出所的确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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