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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话要说。他说的是：“当前局势太可怕了，巴勃罗回忆录的最后一章应该撤掉。”马蒂尔德大吃一惊，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恐惧，极度的恐惧，扭曲了人的灵魂。既然奥梅罗是这么想的，那就不能再信任他。马蒂尔德收起资料，转身上楼，浑身发抖。但这还只是她遇到的第一次幻灭。第二天，马蒂尔德送奥梅罗去圣安东尼奥。车子刚开进村庄，他就要求下车，因为：“巴勃罗的车谁都认识。”分手前，马蒂尔德问他，是不是愿意作为合作者在回忆录上署名？他拒绝了：不，他不署名。注视着他提着箱子远去，马蒂尔德凄凉地感到：失去了一个信任多年的朋友，一个重要支柱。
应该找谁合作为回忆录定稿？应该找位作家。马蒂尔德想到他们的挚友、委内瑞拉著名作家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他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她马上打电话到加拉加斯找他，邀他来智利。但奥特罗·席尔瓦的回答是，他不能去。马蒂尔德惊呆了，难道连他们最亲密的兄弟也靠不住了吗？！她忍不住流泪了。但是，她错了。米格尔要求她去委内瑞拉。当天下午，委内瑞拉使馆就派人去黑岛解决马蒂尔德的旅行问题，特别是帮助她通过外交邮件寄出了需要寄的材料。从他们那儿马蒂尔德才知道，前一天在加拉加斯议会上，米格尔作为议员就聂鲁达的去世作了言辞激烈的演说，他沉痛而一针见血地说：“巴勃罗死于智利的灾难！”他愤怒谴责肆意杀戮的智利政变当局。当天，他又在大学里演讲揭露军政府的血腥屠杀。马蒂尔德这才明白他为什么不能来智利，才觉出自己的建议太天真了。
飞机降落在加拉加斯，马蒂尔德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终于回到朋友们中间！她长出了一口气。奥特罗·席尔瓦对她说：“明天早晨8点，我们就动手整理回忆录。”于是，从第二天开始，每天早晨8点，一直到下午，甚至晚上，他们都在工作。原稿是口授记录稿，比较凌乱，要理清头绪，但不能作任何增添和删改，这是个基本原则。原稿涉及数不清的细节，牵涉到很多回忆。需要查找资料，给以注释说明。米格尔对聂鲁达的作品非常熟悉，再加上他那儿有无数大字典，几乎能找到需要的一切资料，他们全力以赴，力争尽快完成，甚至新年那天也照常从8点开始工作。大年初一都不休息，这对于他们大概都是头一回。原来预计一个月完成，但实际上整整奋战了两个月才整理完毕。
手稿整理工作一结束，米格尔和马蒂尔德立刻去巴塞罗那和他们亲密的朋友和代理人卡尔门·巴尔塞尔斯一起审阅书稿，这位朋友是马蒂尔德艰难岁月中的坚强支柱。然后，马蒂尔德直接飞往布宜诺斯艾利斯，把回忆录手稿送一份给洛萨达出版社。巴勃罗·聂鲁达的作品由两家出版社同时出版，这还是第一次。
1974年3月，圣周前几天，马蒂尔德接到洛萨达出版社通知，回忆录即将出版。她高兴极了，立刻整装出发去布宜诺斯艾利斯。聂鲁达的回忆录在智利肯定是禁止入境的，但是马蒂尔德下定决心，无论如何，她要把这些书带进去。她把36本回忆录打成一个小包，用麻绳紧紧地捆了很多道。其他的，她都包上了巴西作家若热·亚马多《厌倦了妓女生活的特雷莎·巴蒂斯塔》一书的封面。这些回忆录，她一定要带回智利。
马蒂尔德提着箱子和这个用麻绳捆扎得严严实实的小包走进圣地亚哥海关。海关检查得很严，不等几个小时，就别想通过。海关检查员问马蒂尔德包里是什么？她大声回答：“是我丈夫巴勃罗·聂鲁达的书，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刚出版的。我是他的遗孀。”好几位正在等待检查的女士立刻围上去向马蒂尔德问候，对她诉说她们对聂鲁达的敬仰、怀念。马蒂尔德被人们包围在中间。海关官员大为不满，他不耐烦地关上马蒂尔德的箱子，对她说：“快过去吧！”马蒂尔德顺利地进了关，她松了口气，感激地想：这些女士们永远也想不到她们帮了她多大的忙！聂鲁达的回忆录《回首话沧桑》在军政府统治时期一直被列为禁书。马蒂尔德带进智利的这些回忆录，是那些年间通过海关进入智利的仅有的几十本。
《回首话沧桑》由布宜诺斯艾利斯洛萨达和巴塞罗那塞克斯·巴拉尔两个出版社同时出版。各种文字的译本紧接着就出现在世界各国，它被译成德语、法语、俄语、英语、匈牙利语、葡萄牙语、保加利亚语、罗马尼亚语……走遍了世界。多年来，人们一直要求聂鲁达写回忆录，他们预料那一定是部精彩作品。归根结底，聂鲁达不仅仅是位伟大诗人，他是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上许多重大事件的得天独厚的见证人。特别是诗人获诺贝尔奖后，这种呼声就更强烈。实际上聂鲁达早就动笔在写，在诺曼底罗昂大主教的“城堡”——“马厩”里，在他的老朋友和秘书、智利诗人奥梅罗·阿尔塞的协助下，“天天都在写《回忆录》”，诗人在一封信中说。《回忆录》是他为庆祝70岁寿辰准备的献礼之一。因此，智利军事政变、聂鲁达去世后，这部回忆录手稿的下落成了各国文化界关注的热点。诗人瓦尔帕莱索和圣地亚哥的住宅被法西斯分子劫掠一空并捣毁，智利处于混乱、恐怖之中……这一切让人们非常担心，瑞典一家报纸甚至发过消息：“《回忆录》手稿下落不明。”因此《回忆录》西班牙文版刚出，各种译本紧跟着就纷纷出版，完全是在情理之中。
《回首话沧桑》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是一部坦诚而动情的“诗人的回忆录”。聂鲁达“为我们提供一座画廊，里边陈列着受他那个时代的烈火和黑暗撼动的众多幻影”。他的生活“丰富多彩——这是诗人所经历的生活”。人们的希望没有落空，回忆录的确是一部精彩之作。但与此同时，人们也不能不感到遗憾。正如一位苏联作家尤里·巴巴洛夫所说：“我对《回忆录》抱的期望要更大，巴勃罗·聂鲁达的生活阅历要丰富得多……”他是有道理的。聂鲁达的生活阅历非常丰富，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机会结识很多重要人物，走遍世界各地，他是很多重要历史事件的目击者和参与者。当然，一本回忆录不可能容纳这一切，不可能满足渴望了解诗人全部生活和创作的百万读者。但是，如果不是智利军事政变带来的灾难，聂鲁达的《回忆录》绝不会在《阿连德》这一章就“戛然而止”，他会写得更多。很明显，最后10年中的许多人和事就都没写到。对这一点，马蒂尔德曾明确说过：“这本《回忆录》是没有写完的。”
有人对《回忆录》的真实性提出怀疑，认为最后一章《阿连德》不是聂鲁达写的，而是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和马蒂尔德加上去的，他们两个人是这一章的作者。当记者问及这个问题时，马蒂尔德的回答是明确的。她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只要对最后一章考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是站不住脚的。聂鲁达研究家们对他的文章风格很熟悉，他的风格是很独特的。……他们之中没有人会说这一章是我们写的。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是一位正直的人，正因此，我才找到他，请他一起整理这部书稿。回忆录中没有一个字不是巴勃罗说的……标题，副标题，所有的内容，都是巴勃罗的话，没有添加过一个字。而且我也绝不允许这样做，这是对作者的亵渎。”在马蒂尔德自己写的回忆中她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聂鲁达研究者们断言那样的东西是禁不住认真推敲的：巴勃罗的文笔很难模仿。而且，只有居心不良的人才会认为我会允许在他的作品中添加他没有写下的东西。”因此，毫无疑问，《回忆录》中的每一行都是聂鲁达写的。最后几页是《回忆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所表达的政治观点和书中的其他部分是一致的，语言风格也是完全一样的。他的写作风格是模仿不了的。
对于因期望从聂鲁达的《回忆录》中得到更多信息而感到遗憾的热心读者们，有一个办法一定可以给他们以些许安慰，那就是请读一读马蒂尔德写的回忆录：《和巴勃罗·聂鲁达生活在一起》，这部回忆录1986年9月由巴塞罗那塞克斯·巴拉尔出版社出版。马蒂尔德·乌鲁蒂亚1912年5月3日生于智利契扬，1985年1月5日在圣地亚哥去世。这位被聂鲁达称为“我的巴多哈”的文静、秀丽的女子，是诗人心中的缪斯。聂鲁达有两部写得最好的诗集是奉献给马蒂尔德的。她是个勇敢、坚强的人，和诗人一起承受艰辛苦难，共享胜利欢乐。诗人去世后，马蒂尔德坚持留在白色恐怖的智利，继承诗人的遗志，继续战斗。这部回忆录，就是她为热爱聂鲁达的人们献上的厚礼。
聂鲁达的最后征程，他的最后一战，他的去世，他的永生，在这部回忆中都有真实、生动、详细的记载。马蒂尔德以深挚的感情，诗一般的语言，追述了聂鲁达的生活：他的追求，他的奋斗，他的欢乐和痛苦，他的爱和憎。特别是，他们共同度过的难忘岁月。马蒂尔德写出了聂鲁达流亡生活的艰辛，诗歌创作的甘苦，献身者的胸怀，普通人的生活情趣。她称巴勃罗为“爱情诗人”，这的确是作为诗人知音的真知灼见。聂鲁达在他历尽沧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停止过歌唱。他坚信：“吟唱诗歌不会劳而无功。”他的诗作，充满对故乡、祖国、亲友、人民，对生活、对真理大海一样真挚、深沉的爱。他像参天大树，深深扎根于泥土中，与人民血肉相连，与生活息息相关。因此，他赢得了人民深挚的爱、永恒的怀念。马蒂尔德的回忆录是一份难得的史料，有独特的价值，它提供了有关聂鲁达生活和创作的许多鲜为人知的详情、细节。诗人的生活在马蒂尔德笔下得到了忠实、生动的再现，她为诗人的永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聂鲁达的遗著除了上面提到过的以外，还有两部：《爱情书信集》《给劳拉的信》。《爱情书信集》一出版立刻吸引了广大读者，成为一本畅销书。它揭开了一个严守了半个世纪之久的秘密。在《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中有两个姑娘的形象：玛丽索尔、玛丽松布拉。她们究竟是谁，一直是评论家和研究者们的一道难题，一个难解之谜。而诗人对此的回答是：“人们常常问起我《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里的两位女人是谁？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爱情书信集》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它共收入111封信（一说为115封），全部是聂鲁达写给阿尔维蒂娜·阿索卡尔的。她就是被诗人称为“玛丽松布拉”的那位“头戴灰色贝雷帽”的神秘姑娘，激发诗人写出《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的青春少女之一。
但这本《爱情书信集》的出版同时又受到了指责。当时仍然健在的阿尔维蒂娜·阿索卡尔对记者声明，这些信件是她侄子从她手中骗去的。他假说要帮她整理这些信件，但实际上却把它们卖给了一个古董商，换取古玩。这个古董商塞尔希奥·费尔南德斯·拉腊因就是《爱情书信集》的出版者。阿尔维蒂娜提出诉讼，打赢官司，收回了全部信件。但这些信件被印成书出版，却成了既成事实。
提出抗议的还有马蒂尔德。这部书信集公布的信件内容对她丝毫无损，她是聂鲁达深挚爱情的最终拥有者，这是毫无疑问的。伤害她的是费尔南德斯的“海盗行径”。《爱情书信集》是一部非法出版物，是费尔南德斯和阿尔维蒂娜的侄子用欺骗手段偷偷摸摸搞出来的。他们没经过收信人的同意，更没有经过马蒂尔德·乌鲁蒂亚的同意。马蒂尔德是聂鲁达财产、包括精神财产的合法继承者。她对记者发表声明说：“这位先生这么干是非常卑鄙的。他应该征求我的同意，但他没有这么做。因此，这种行为构成了盗版、侵权……这本书，当然不能再出版。”这本书的出版，阿尔维蒂娜、马蒂尔德没拿到一分钱，那个古董商却因此赚了大钱。正如马蒂尔德所说：“这本书非常畅销，而且远销世界各国。”毫无疑问，这些信件必将收入新版的聂鲁达全集，但要去掉《爱情书信集》中费尔南德斯所加的胡言乱语。何况，聂鲁达的“爱情书信”，绝不仅仅是这111封写给阿尔维蒂娜的信，还有他给黛莱莎的、德丽亚的，特别是给马蒂尔德的大量书信，都应该包括在内。
《给劳拉的信》是由作家乌戈·蒙特斯编辑，由马德里拉丁美洲合作中心出版的。蒙特斯经常去拜访聂鲁达的妹妹劳拉，特别是在马蒂尔德去世后，他成了劳拉的常客。他喜欢听劳拉回忆20世纪之初，在智利“西部”——南方特木科开拓时期的生活。听劳拉讲述她的也是聂鲁达的当铁路工人的父亲，诗人的mamadre——劳拉的生身母亲，特别是聂鲁达——他那时的名字是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的童年生活。一天，劳拉拿出她珍藏在箱子里的一捆信件给蒙特斯看，那是青年聂鲁达从世界各地寄给劳拉和他父母的信。蒙特斯小心翼翼地捧着这捆大小不一、颜色发黄的信件，直觉得烫手。好久他才说出一句话：“劳拉，这可是无价之宝啊。”劳拉·雷耶斯收回信件，极为小心仔细地把它们包好，然后郑重地重新交到蒙特斯手中。她相信他会给这些信件以最适当的处理。于是，不久就出版了这本印制得极为精美的书信集《给劳拉的信》，它是按照信函原件的大小和颜色以摹写的方式印制而成的，堪称是书志学中的瑰宝。
蒙特斯为《给劳拉的信》写了序，强调指出这些信件的特殊价值。它从一个新的角度——家庭的角度揭示了巴勃罗·聂鲁达直到当时还不为人知的重要方面：父子亲情、兄妹情谊。这对人们完整、全面地认识聂鲁达起着任何别的资料都不能替代的特殊作用。这28封信和17张明信片充满远离故土、难耐寂寞的游子对父母、妹妹的怀念、温情。劳拉·雷耶斯是聂鲁达生活中的坚强支柱。在首都寄宿大学生公寓那忍饥挨饿的日子里，是劳拉设法不时找几个钱捎去接济这位饿死鬼诗人。在远离智利的东方，是劳拉远隔重洋给诗人捎去家乡亲人的信息。她一直妥善保存着诗人早年写满诗歌的练习本。在那不幸的1973年9月23日夜里，是她和马蒂尔德一起为诗人最后合上他的双眼。
这些信件和文学作品不同，是诗人心灵、感情“本色方式”的表白，表现了他作为普通人都有的父子、母子、兄妹亲情。他亲昵地称劳拉为“小兔子”，对父亲则尊重，又略带敬畏，永远称之为“亲爱的父亲”。而对母亲，则始终是：“我亲爱的妈妈，我永远在你身边，亲热地拥抱你，你的儿子内夫塔利·里卡多。”这部书信集使发生在诗人那遥远的青年时代的许多趣闻逸事不致被湮没，使人们能更亲切地感知诗人的内心，他对家人的温情、眷恋。它也是对那些攻击诬蔑者的有力回击。他们喋喋不休地说什么诗人没有感情，是大理石像，是坏丈夫，坏兄弟，不孝子。读《给劳拉的信》，就像真切地看到了聂鲁达本人。它为我们认识诗人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
扬帆远航
在荷枪实弹的士兵、警察的枪口下，成千上万智利人，冒着生命危险，从四面八方涌进为聂鲁达送葬的行列。他们手捧红色康乃馨，唱着国际歌，朗诵着聂鲁达的诗，高呼着：“巴勃罗·聂鲁达同志！今天——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为自己的诗人送行。热爱人民的人，人民必然爱他。这爱，深挚而永恒。走在这千万人组成的行列中，听着这悲壮的呼声、歌声，马蒂尔德擦干泪水，抬起头。这是人民的声音，这是智利民族的呼号。她意识到，自己并不孤单，智利人民和她在一起。巴勃罗给她留下了最可靠的同志和朋友，这就是智利人民。巴勃罗给她留下了最宝贵的遗产：人民的事业。一种坚强的信念注入她的心灵，她不再哭泣。她决心接过聂鲁达手中的旗帜，献身于诗人为之奋斗终生的崇高事业，像巴勃罗那样生活！她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巴勃罗·聂鲁达的诗响在她的耳边，鼓舞着她。
你将磨穿鞋底，
但你会在前进中成长。
你须在荆棘中跋涉
洒下鲜血滴滴。
再吻我一次，亲爱的，
擦亮这杆枪，同志。
她知道，有很多事情在等待着她去做。她和死者家属一起，在寒冷漆黑的夜里，排着长队等待认领尸体。她帮着失踪者的亲属，四处打听寻找他们不见踪影的亲人……因为，所有的死难者、受害者都和巴勃罗·聂鲁达一样，死于智利的灾难，他们都是她的“亲兄弟，亲姐妹”。她参与各种活动，在马波乔文化中心工作，支持建立人民民主活动联盟……世界各地都邀请她去，聂鲁达不仅属于智利，更属于全世界。但是，有两个日子对于马蒂尔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她一定要留在智利，守候在聂鲁达身边。这就是：7月12日和9月23日，巴勃罗·聂鲁达的生日和忌日。
每年的7月12日，都有成群结队的人去黑岛，拜谒聂鲁达黑岛的家。于是，那儿房前的篱笆上就会挂满各色各样的字条、信笺、礼物，人们向诗人祝寿，和他交谈。诗人的家成为人们朝拜的圣地。每年的9月23日，在圣地亚哥总公墓，在聂鲁达坟前，都聚满人群摆满鲜花，成了一片人海和康乃馨花的海洋。同时，必不可少的，也布满持枪的警察，他们虎视眈眈，如临大敌。在这一天，马蒂尔德总是坚强地屹立在聂鲁达墓前，成为诗人永远活着的标志和象征。
死后要埋葬在黑岛，这是聂鲁达生前的愿望。为的是，即使在另一个世界也能永远听浪涛呼啸，看浪花翻滚。他是大海的儿子，永不知疲倦的航海者，他不能离开大海，即使在死后。但是，政变当局不允许按照聂鲁达的遗愿把他葬在黑岛。他们把诗人黑岛的住宅作为共产党的财产登记在册，宣布没收。在世界各国和国内各界反对下，他们才不得不加上一句，马蒂尔德有居住权。因此1973年11月23日，聂鲁达被葬在圣地亚哥总公墓迪特沃恩家族陵墓内。那是他们的好友阿德里亚娜·迪特沃恩主动热情提供的，她曾一再说，把巴勃罗·聂鲁达葬在她们家族陵墓中，是她的光荣。但是6个月后，当她不在国内时，她的家人却写信给马蒂尔德要求把聂鲁达的棺木迁走。
圣地亚哥总公墓很大，像个小城，里面街道纵横，有路灯、路标。而且也像活人居住的城市一样，贫富悬殊，门第森严：划分成富人区、平民区和贫民窟。迪特沃恩家族陵墓就在富人区。而聂鲁达新的墓穴却在离这儿很远的墨西哥小区，已经到了墓地的边缘。死后也能遥望大海，这是巴勃罗生前的愿望。而在这儿，他能看见的却是一片黑色十字架构成的汪洋大海，这里全是穷人的坟墓。马蒂尔德找来一个罐子，插上鲜花，摆在聂鲁达墓前。说来让人难以相信，朋友们用一段黑炭写下了巴勃罗·聂鲁达的名字，因为当天已经来不及立碑，立碑那天，马蒂尔德一早就赶到墓地，买了鲜花。当她走到诗人墓前，不禁热泪盈眶：那用黑炭写着聂鲁达名字的简陋的墓前，早已摆满鲜花。人民没有忘记自己的诗人。马蒂尔德和朋友们在墓前立了一座碑，上面只有几个字：“巴勃罗·聂鲁达。1973年9月23日。”这是一个异常简陋朴素的坟墓。但是，无论是马蒂尔德，还是诗人的朋友们，都认为聂鲁达在这儿比在迪特沃恩家族豪华的陵墓里更合适。这对诗人是一种回归：他出生于下层劳动者家庭，一生为劳苦大众讴歌，为他们伸张正义，谋求幸福。死后他也仍然在劳动者中间，与千千万万普通人安息在一起。埋在这片墓地上的死者，很多都是和聂鲁达一样，死在同一个月死于同一灾难。
1974年7月12日，第一个没有了巴勃罗的巴勃罗的生日。这一年，他该满70周岁。马蒂尔德一大早就出了门，她想第一个赶到墓地。她特意穿上鲜艳的衣服，巴勃罗讨厌忧伤，他热爱欢乐。在墓园门口，马蒂尔德买了一大捧红色康乃馨，这种花颜色鲜艳、漂亮，不易凋谢。一进墓地，就看到墓园里一车一车的警察。这么强大的军政府，竟然会这么怕一个已经去世的诗人！来了很多人，有熟识的朋友，也有很多陌生人。一些人在流泪，一些人从衣服下面拿出藏着的红色康乃馨。女人们和马蒂尔德拥抱，对她倾诉自己的痛苦，期待地望着她。墓前的鲜花越来越多，人也越来越多。全副武装的警察，吓不住人们。他们似乎在问，这么多警察到墓地来干什么？难道他们还要对死者宣战吗？！在寒风中，马蒂尔德在聂鲁达墓前守了整整一天。望着满世界的鲜花，往事涌上马蒂尔德心头：“巴勃罗的生日，总是热热闹闹，鞭炮响连天，烟花闪烁，巨大的气球欢乐地飘荡在天空，像鸟在飞翔。这个一生播种欢乐的大孩子留给人多少回忆！”
每年的7月12日和9月23日，在世界各地都聚会纪念聂鲁达，诗人享有崇高的世界声誉。但是在圣地亚哥总公墓，祖国人民对诗人的朴素纪念一定让他最感欣慰：他的歌没有白唱。每年的这两天，聂鲁达的墓地周围都布满士兵。但是，人们还是从四面八方来到诗人墓前。他们沉默无言地肃立着，虔诚地向诗人献上他们的悼念、他们的敬意。在夜色如墨的智利，他们手捧康乃馨，就像捧着一颗颗红星。在这样一个周年纪念日里，当人们正肃立墓前致哀时，一个青年缓缓走到墓前。他默默无言地从口袋里郑重地拿出一支印第安笛子，吹奏起来。全场一片寂静。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吹奏完毕，他以同样庄重的神态收起笛子，沉默地离开了。他是谁，叫什么名字，这并不重要。他是人民中的一员，他以自己珍爱的方式：音乐，悼念他热爱的诗人。也许正因为他深知：诗人热爱欢乐！
1979年，马蒂尔德重返卡普里，并应那不勒斯市长的邀请参加该市纪念聂鲁达75周年诞辰的活动。她回忆起往昔那些幸福的日子：匿名诗集《船长的诗》就是在这里诞生的。《葡萄与风》也是在这儿动笔的。还有《元素颂》的第一首《看不见的人》也是在这儿写成的。这首诗，现在所有的智利诗人都能背诵。这其中的缘由，可想而知。
1981年，马蒂尔德和博洛迪亚同机飞往斯德哥尔摩参加聂鲁达获诺贝尔文学奖10周年纪念大会。马蒂尔德回忆了遥远的往昔，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可是那之后仅一年，悲剧就断送了诗人和智利人民的幸福和希望。她的发言，使听众们深为感动。博洛迪亚则赞扬了这位坚强的女性，她在暗夜中高举着聂鲁达的旗帜，奋勇向前。
198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向聂鲁达致敬的纪念活动。世界著名哑剧演员马塞尔·马塞昂，这位按照哑剧规则在舞台演出中从来不开口的大师这回头一次打破了沉默。他说：“多年前，我曾在智利为聂鲁达演出过。今天，我要为他的遗孀演出。我表演的节目叫‘牢笼’，这对聂鲁达和马蒂尔德的祖国有现实意义。”整个演出过程中，他再没有开过口，他用丰富的动作、生动的表情说明了一个被囚禁的人应该怎样冲破牢笼。马蒂尔德向人们讲述了智利发生的最新情况，讲述了聂鲁达和他的诗是怎样成为越来越多的群众握在手中的有力武器。然后，一位高个子先生缓缓走上台，他讲的是：“一个微笑的斗士。”他就是聂鲁达的朋友、阿根廷小说家胡里奥·科塔萨尔。
马蒂尔德正像当年的聂鲁达，出航又归来。她永远肩负着神圣的使命：“继承聂鲁达的遗志，每一天都把它变为新的现实。”
1983年10月22日，在圣地亚哥考波利坎剧院举行了名为“智利向自己的诗人致敬”的隆重纪念会，纪念巴勃罗·聂鲁达逝世10周年。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在智利迅猛发展，打破了军政府不许公开集会纪念聂鲁达的禁锢。参加大会的是整个文化界和智利人民。大会得到了国内外众多知名人士的热烈支持。其中有瑞典文化部长拉斐尔·阿尔维蒂、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加西亚·马尔克斯（1927—2014），哥伦比亚著名作家、记者。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阿尔贝托·莫拉维亚阿尔贝托·莫拉维亚（1907—1990），意大利新闻记者、小说家，曾任国际笔会主席。、何塞·万徒勒里何塞·万徒勒里（1924—1988），智利当代著名画家。等数十人。大会由智利人权委员会、作家协会等组织共同发起。马蒂尔德·乌鲁蒂亚在纪念会上发表了演说。她说：
“亲爱的朋友们：
“我曾经说过，而且现在还要这么说：巴勃罗活着。我曾经是而且依然是巴勃罗的同志。他在《船长的歌》中要求我，在《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和其他很多诗中要求我，作为他的战友，和他一起为和平而战。他无限热爱自己的人民，为了让人民过上美好、公正的生活，他坚持不懈地奋斗了一生。
“在《旗帜》一诗中，他对我说：‘起来，/你快快站起来，/和我站在一起，让我们肩并肩/去战斗，/冲破罪恶的罗网，/推翻制造饥饿的制度，/粉碎制造贫困的体制！’
“……人民的贫困，是多么沉重地压在他心头……
“他是自己祖国的研究者，他渴望了解一切。他希望祖国对于他是一部没有任何秘密的大书。
“他认得出智利所有的鸟，熟悉它们的叫声，知道它们怎么摆动尾巴，知道它们羽毛的样式和颜色。当我们在路上看到美丽的野花却叫不上名字时，他就十分丧气。
“每年1月，我们都去南方。我们缓缓而行，访问每一个村庄。我们去市场，赶集市。巴勃罗认为在集市上最能清楚地了解当地生活。他和买卖人交谈、调查，询问他们都制造什么样的工艺品，干什么活，挣多少，吃什么，读什么，说什么。然后，对这一切的回忆就成为他诗歌创作的依据。
“巴勃罗的诗歌天地广阔，他看到什么就写什么。智利人都听过他朗诵自己的诗歌，他在剧院、广场、街头和市场到处朗诵。巴勃罗走遍四方，把自己的诗歌奉献给人民。
“他了解人民的疾苦，人民的苦难他看得见，摸得着。
“他在诗歌中歌颂平凡的东西：他赞颂卑贱者，使它变得高尚。他歌唱葱头、西红柿、洋蓟，歌唱面包、空气……
“在我看来他是一位爱情诗人。歌唱自己爱恋的人时，他是那样的动情。当他歌唱大自然，歌唱河流、山川、飞鸟、花草树木，热爱之情充满字里行间。他在诗中歌唱整个世界。
“他热爱人民，为此他谴责独裁者，是他们剥夺了我们最起码的权利。
“他说：‘我想把我的每一句诗都写得扎扎实实，就像看得清摸得着的物体那样；我力图使我写的每首诗都成为劳动的有效工具；我希望我的每首诗歌都成为十字路口的路标，像一块石头、一段木头那样，让他人，让后来的人们，能在上边留下新的标志。’
“我们肩负着安放新标志的责任。
“今天，他去世已经10年了。毫无疑问，我们仍然需要他，而他就在我们身旁，他活着，他在战斗。这不仅是因为他有政治才能，而且因为他有我们这个时代人的性格，还有他的爱国主义，他对人民疾苦的深刻理解。
“他具有人类的尊严，诗人和爱国者的尊严。他的心仍然在跳动，他的声音仍然在呼唤，他仍然在和我们一起战斗。
“非常感谢世界各地人民对巴勃罗表示的敬意。巴勃罗在和我们一起呼吁：
“不能再流放人！
“为什么要把我们美丽可爱的祖国变成一座大监狱？
“我们要求公开被捕者和失踪者的真相，结束这场令人难以置信的噩梦，它让智利人民受尽了煎熬。
“把祖国还给所有的被流放者！
“生活在自己的祖国是每个人的神圣权利，正像每个人都有权拥有母亲一样。怎么能想象竟然有人敢于剥夺人民如此神圣的权利。
“我们要求严惩造成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
“多少智利人遭受失业和死亡的威胁，生活在动荡不安之中，到处是在饥饿中挣扎的儿童。
“但是，他们已经奋起抗议，他们正直、勇敢、坚定，高举着旗帜和他们被杀害的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画像。
“我向这些无比坚强的智利人呼吁：让我们的呼声融为一体，让我们手拉着手，团结起来。只有万众一心，我们才能有力量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国家的问题，才能赢得一个有面包、有工作、有正义、有自由的国家。
“我们必须和骗人的法律彻底决裂，正像巴勃罗所说，少数人穷奢极侈，而穷人却一无所有，只能在几平方米的土地上搭窝棚。因此他们抗议，他们要工作，要面包。但他们得到的回答是：流放、棍棒、监狱。而现在，又加上子弹。
“最后，让我念几行诗，这是《爱情十四行诗》第94首中的几句。对于我，它就是命令。巴勃罗在诗中对我说：‘如果我死去，你一定要坚强地活着，/用你纯洁的力量驱散阴霾和寒冷，/睁大你明亮的双眼走遍南方，/展开你银铃般的歌喉日夜欢唱。/但愿你永不停止欢笑，脚步永不迟疑，/但愿我留下的欢乐永不消逝。’
“……他热爱欢乐……
“因此，在此时此刻，我请求你们，不要以默哀一分钟来悼念巴勃罗，绝对不要！请你们给巴勃罗一分钟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谢谢！”
世界各地不断邀请马蒂尔德去参加各种纪念聂鲁达的活动。她收到了苏联的邀请，一艘巨型油轮将举行以“巴勃罗·聂鲁达”为名的命名仪式。尽管旅途艰难、路途遥远，马蒂尔德还是赶到了莫斯科，第二天一早就去了里加港。不同寻常的是，同行的全是作家，其中有许多是聂鲁达生前的朋友，如米哈依尔·肖洛霍夫等。下了汽车，人们走上一架饰满鲜花的舷梯。舷梯顶端，矗立着聂鲁达的巨幅画像，四周缀满鲜花，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命名仪式，而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全体船员都守候在大厅里。原来只想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少数人参加，但船员们坚决要求全体参加，他们都热爱聂鲁达。
船长简短致辞后，就请马蒂尔德发言。该讲些什么呢？她决定讲聂鲁达生活的一个本质方面。那就是，诗人的一生，是不同寻常的航海者的一生。他在精神上是个航海者，大海对于他就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他热爱大海，胜过一切。与其说他属于陆地，不如说他属于海洋。他永远向着欢乐，扬帆远航。聂鲁达，这个在智利南方偏僻小镇长大的青年，在他开始写诗时，绝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全世界所景仰的人。马蒂尔德为聂鲁达感到骄傲。她感谢人们对一位诗人所表达的崇高敬意。而这位诗人，如今正长眠在大地上一座最简陋的坟墓里。
命名式气氛热烈，人们情绪高昂。原定在下午6点起锚的油船，直到半夜还停在港口里。冰冷的海水不停地摇晃着巨轮，而船上却洋溢着温暖和欢乐。翻译感慨地对马蒂尔德说：“夫人，这样的场面，我还从来没见过！”而肖洛霍夫——他曾不止一次地参加过聂鲁达的聚会——却回答：“这是自己人的聚会。巴勃罗就在这儿，他就是发起人。”船长兴奋地对马蒂尔德说：“你不知道，我们会感到多么骄傲！当轮船进港时，人们会问：‘返航的是谁？’我们的回答是：‘巴勃罗·聂鲁达返航了！’”当马蒂尔德离开苏联时，“巴勃罗·聂鲁达”号早已扬帆远航。“他”穿洋过海，走遍世界。就像当年那位老航海者继续出航和归来，他永远航行在大海上。
1992年12月12日，巴勃罗·聂鲁达和他的妻子马蒂尔德·乌鲁蒂亚的遗体从圣地亚哥总公墓迁出葬于首都以西70英里的黑岛。诗人辞世近20年后终于实现了他生前的遗愿，葬在黑岛：
伙伴们，把我埋葬在黑岛上，
面对着我熟悉的大海，面对着
粗粝的礁石和汹涌的波浪，
……
海边土地上所有的湿润的钥匙，
都了解我的欢乐的每一个阶段，
都知道我愿意在这里，
在大海和陆地的眼皮之间长眠……
我愿意
被拖着向下，直至被狂野的
海风所冲击所粉碎的雨中，
然后从地下河的河道，
升向新生的深沉的春天。
在我的旁边给我所爱的人挖个墓穴，
等有一天把她埋下，再一次在大地上与我为伴。
——《后事》
他就在这里，永远和他的人民在一起，获得了永生：
不论怎样，男人或女人，旅行者啊，
将来，当我已不复存在的时候，
寻找我吧，就到这里来寻找，
在岩石和海洋的中间，
在不安静的浪花的闪光里。
寻找我吧，就到这里来寻找，
因为，我将无言地回到这里来，
没有嘴唇也没有声音，干干净净；
我要回到这里来，
为了变成奔腾的大海，
为了变成她的不羁的心；
我将在这里迷失，我也将在这里被找到；
在这里我也许将变成沉默和岩石。
——《我要回来的》
麻胶版画《聂鲁达和他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