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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还是可以的，但这不是一个事实，在我们所知道的后世这个‘时代并没有一去不复返’，而是频频发生嘛。”
刘军在一旁接过王鲲鹏的话说道：“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今天我们为祖国今后的发展创造出了巨大的空间和强大的资源储备，为今后未来的中华民族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资源上的保证。就凭以后的老美再想靠几艘破航母就想在世界上耀武扬威是绝对不可能的。”
王鲲鹏象想到什么，十分不以为然的笑了笑说：“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全是由物质条件所决定的。人的思想意识更为重要。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个精神就是压倒一切敌人，绝不被敌人所屈服的亮剑精神，如果没有了这种精神也只能是一只徒有其表的纸老虎。一个民族物质上弱并不可怕，因为这种局面可以通过奋发图强来改变；如果精神上软弱那才真可怕，因为那意味着这个民族失去了将来。”
我们这些人都经历过那个时代，一些国人，怪自己的家国穷，怪中国落后，怪所谓10动乱留下个烂摊子，怪中国当初不该抗美援朝得罪美国。怪中国没有早曰跪在美国的脚下说来说去自己挨别人欺辱有理，都是自己‘太祖’造成的。就凭这精神状态，一个被阉割了民族精神的民族，就是再强大又能怎么样呢？GDP再高又能怎么样呢？”
邓峰慢慢的收拢了脸上的笑容，脸色也渐渐地暗淡了下来，他侧过身对自己的这些战友们说：“老王的话的确值得我们深思，当今之势的中国的确可以做到俯察天下，但真的能掌握未来吗？这的确需要我们的同志要有一个清醒、理姓的认识。当我们欢庆中华民族取得这划时代伟大胜利的同时，我们最应该考虑的是怎样才能保住这一伟大的胜利成果。不要说千秋万代就是在我们可以预计的时期内，怎么才能保持住中国巨大的势力范围和这种强劲的势头呢？”
邓峰的这个话题太沉重了。一时大家陷入了沉思之中。
李大为思忖了一会儿，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事物的发展是不断变化的，你也说没有什么千秋万代不变的江山。这一点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你说的这个问题，其实早就有人提出过，我记得1945年7月1曰，最高首长在延安宴请国民参政员黄炎培老先生时，黄炎培就曾坦率地和最高首长说：‘我生六十多年，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大都跳不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然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最高首长当时以他那无比的自信，十分肯定的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明煮。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斧，政斧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也许这是在中国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刘军接过了李大为的话说：“我党从1945年的时候起也一直寻找有效的方式防止出现历朝历代所出现的那样由盛而衰，由衰而亡的周期律的办法，最高首长发动的WG就是在这个方面做出的最为伟大的一次尝试，可是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我认为，我们要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明确地提出了要制度反腐，加强这方面的制度建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以防为主。以教育为基础，以制度为关键，以监督为保障”
“哎、哎、哎，我说刘大部长，你说的这些话，好象是在给人做报告，你这些话也许用来骗骗中学生们还行。”吴迪也凑了过来说：“现在的制度有最高首长为老百姓做主一切都没问题。但最高首长以后就不好说了。监督为保障？怎么监督？怎么保障？在一个利益集团内部，谁会相互揭短亮丑，堵还来不及。”
“可以搞人民监督制度吗！”
“人民监督制度，怎么监督，机构有多少？人民的话语权在哪了？怎么体现？意见往投，即便投了，怎么保证大量意见不被各级官吏所截留。直接从基层工农阶级进入执政阶层的人能有多少？就向后世工农阶级进入执政阶层的人越来越少，执政者龙蛇混杂，人民权利的行使机构人大代表，到是都是些什么人？我看有相当一部分是一些地产商和一些大大小小各种靠巧取豪夺国有资产的资本家，还有就是那些不着四六的演戏的，唱歌的乌七八糟的什么文化也没有的所谓明星大腕和一些狗屁不懂，一句话里总想夹几个英语单词的什么吊毛精英的专家教授。为不为最广大的工人农民服务还是为谁服务就不得人知了。”
“老吴说的这些也客观的，”王鲲鹏自己的刀很难削自己的把“我记得以前2001年在我的山西老家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山西晋中法院依法公开审理了特大杀人案，3名被告人最后，有2人判处死刑、1人判处无期徒刑。第一被告人是个姓胡的。
依法定程序，这个姓胡的特大杀人主犯，在法庭上做最后陈述，他说：‘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为此，我不断的去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自己从小的姓格就是仗义执言，敢做敢为。村里的那些无权无势的善良的村民和我相处的很好，有时，我就成了他们利益的代言人。然而，近年来，历任村干部贪污行贿，欺压百姓，他们把村民冒着生命危险挖出的小煤矿等企业上交的400余万元全部瓜分了。4年来，我多次和村民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公安、纪检、检察、省、市、区的官老爷们给尽了我们这些向他们反应情况人的冷漠与白眼……。我们到哪里去说理呢？谁又肯为我们做主呢？我去公安机关报案，那些只凭工资的人民的公务员开着30多万元买的小车耀武扬威，根本句不管，甚至和村干部相互勾结欺压老百姓……。我们只有以暴制暴，用我的生命来维护一方老百姓的利益……。实际上，我本人并不缺钱，我每年都有4、5万元的收入，我完全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是，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对此置之度外。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我知道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
“你们说的这些情况那是我们以前的那个时代。我们现在正是应该吸取这些教训从现在起不断的完善我们在这方面的制度建设。”刘军不等王鲲鹏说完争辩道。
吴迪拍了拍刘军的肩膀说：“刘大哥，我们这几个就属你年龄大，你怎么尽说小孩话呢。所谓完善的制度是可以制定出来的。可是制度是靠人来执行的。而且制度本身，那是根据当权者的需要而制定的。你现在制定的再好，在完善，后面的执政者只要是不和他的利益，他可以根据他的需要任意修改。”
吴迪最后想了想说：“这些事，我们还是少艹这份心。儿孙只有儿孙福，后面的事还是让后面的人自己去办吧。人是最靠部住的。利益决定一切。人是可以变的。他今天是无产阶级的时候他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明天他官当大了，就要维护自己既得利益，并且还要把这些既得利益传给他们的子孙后代，就会代表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能向最高首长这样，打仗第一个把自己的儿子先送上前线的。老人家算是只是在中国漫长的5000年历史上的一个极其个别的特例。”
邓峰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古语云：“‘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中国做为一个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有着广大的国土和战略纵深，有着无限的战争潜力。任何时候外部的敌人是奈何不了中国的，社会其他方面有些毛病较易好办，有些问题也很好的纠正，惟有[***]这个领导核心最重要，真正的危险是来自我们的内部。中国[***]是不是永远能保持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的优良传统。中国以后的领导者是不是都具有最高首长那种‘重上井冈山’的革命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邓峰想说的太多了，但他有不想再说了，他闭上了眼睛，把头靠在后面的靠背上，耳边响起了临行前，最高首长对自己和主持中国贝加尔省的负责同志说：“你们的廉政风暴刮的好，要每隔几年就要来一次这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廉政风暴，要始终对那些混在我们党里，政斧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脱化变节分子保持高压态势，绝不给他们在我们党内有兴风作浪的机会。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中国党内的出现标志着资产阶级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重新的兴起。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农民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这才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永远也无法结束的战争！结果会是什么样，这些都是无法预知的。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搔数百年”。以后的事还是由以后的人自己办吧，谁也代替不了儿孙们的事情
〖全书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