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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土著权利保护协会”，不争不抢，反而养出了莫大的人望。超脱的地位和专业素养，隐隐约约就有法学会二把手的意思了。
两人就人员来源和培养机制进行了一番探讨，最后决定由姬信负责教材和案例的编纂，而沈睿明负责为司法口招兵买马――并不仅仅为检察官办公室。
马甲给他这个甜头自然不是平白无故的，现在法务省百废待兴。归化民司法干部比本时空的大熊猫还稀少，沈睿明想要日后顺利转正，这“附带的任务”也得办好。
要大量扩充就牵扯到人员来源的问题，要说本时空最理解司法的，除了元老们就属像王兆敏那样的刑名师爷了。而师爷这一行当又以绍兴为魁首，沈睿明是上海人，一口吴语与他们交流起来倒是无碍。
别看很多元老对绍兴师爷这样的旧体制人员抱有很大的成见，但是在沈睿明看来，这些人算是少有的能理解法律概念的专业人才了。他们的“奸猾”主要是环境造成的，单论职业素养来说并不差。
问题是这样的“人才”并不多，一座县衙门只有一个，全国的刑名师爷，连在幕的、失业的、学幕的，加起来大概还不到一千人，整个广东充其量也只有几十个。原来海南各县的刑名师爷大多留用在法务省内，加上留用的部分府、县衙门的刑房书吏――这些人连现有的职位都填不满――更何况这些人大多积习甚深，和元老院期望的“新人”标准相差甚远。
司法是国之重器，马虎不得，沾染旧社会习气的人不能大用，更不能安排在重要岗位上――元老数量的有限使得监督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司法不公的情况若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不但危害元老院的形象，还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思前想后，沈睿明还是决定从头开始培养归化民，所谓一张白纸好画图嘛。
第二天下午沈睿明前去拜访了杨云――归化民的干部人事安排都在他手里。
杨云对这样“新店开张找伙计”的元老见得多了，他们总是热情似火，然后痛陈本部门对元老院的大业有多么重要，多半还带着点“小礼物”，至少一半的人会提出请他吃饭，三分之一的人邀请他去临高紫明楼“洗个澡”。
所以他对沈睿明的套路完全视而不见，照例把“可分配人员”表格浏览了一遍，又计算了各部门最新的需求申请和企划院给定的“优先级”之后，杨云批给了他二十五个人。
“现在干部紧缺，你就先凑合一下吧。”
“人数倒还凑合，毕竟广州那边的公务员考试也招了不少人。”沈睿明大致看了看这些人的人事资料，“不过他们都是要作为种子的，这履历似乎太空白了……”
这二十五个人都是芳草地行政干部培训班毕业的学员，从履历来看，大多是芳草地的学生出身，少量是工厂优秀职工提干，总得来说就是大多没有经过太多的历练。基层经验欠缺。
“我这里的能力止于此了。”杨云说，“如果你要基层经验较多的干部，那得去马袅农讲所去弄――农村干部培训这块他们做得还是不错的。”
沈睿明心想那不是杜雯的地盘么？马袅农讲所现在的正式名称是马袅农村基层干部学校，是杜雯把持的社会工作部的地盘。别看社会工作部隶属于民生劳动省，实际却是个独立王国。而在农村基层干部的选拔、培训和任用上，社会工作部更是有极大的发言权。
杜雯和法学会并不对付。《启明星》上经常有杜雯的署名文章：“警惕讼棍乱国”、“以法治名义给反动阶级提供保命符”、“严防资产阶级法学腐蚀我们的肌体”之类的文章。公开抨击“依法治国”的元老她算是独一份了。
“干部调配不是人力资源部门统一进行的吗？”沈睿明想到去见杜雯，满心的不乐意。人能不能搞到不说，去了之后少不得听上三十分钟的对“资产阶级法学”的批判。问题是按沈睿明的理解来说这批判全不在点子上――这主要是屁股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农村基层干部这块，其实我们只是承办组织手续。”杨云说道，“具体的人事安排，社会工作部的建议权是主要的……”
“找她要人，这不是与虎谋皮吗？”
“这也不见得，”杨云微微一笑，“反过来想一想，把司法这个专政的刀把子掌握在可靠的工农干部手里这个诱惑也不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