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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华北劳动问题概说》“满华劳动流动统计“等资料,1934~1941年7月进入东北的普通劳动者人数为300余万人。
除普通劳工外,从华北输送到东北的还有由被日军俘虏的战俘、抓捕的抗日军民组成的特殊劳工,即日本所称的“特殊工人“1942年,日军又将“特殊工人“分为“辅导工人“和“保护工人“。原来属于抗日军队的被俘人员被称为“辅导工人“;被抓捕的百姓被称为“保护工人“。
1941年3月开始,日军在华北强行实施了三次残酷的“治安强化运动“,并对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实行疯狂的“扫荡“和“三光“政策,乘机抓捕抗日军民,送到东北、华中等地区。到1942年4月,累计被送到东北的“辅导工人“4万余人、“保护工人“30余万人。
被输送到东北的特殊劳工,大部分没有被华北和东北的日伪劳工管理部门统计在内。这是因为这些战俘集中营是由华北日军直接管理的,其输送与使用都由华北日军和东北关东军直接经手。
冈村宁次与梅津美治郎达成输送劳工协议后,加大力气抓捕抗日根据地的青壮,数个月来从根据地强行抓走了十余万人,加上河南大旱逃到日占区的民众,终于凑够了梅津美治郎要求的30万劳工,随即将他们送到东北参与筑路军事工程建设。
这批数目庞大的劳工里有大约2万“辅导工人”和8万“保护工人”,其余则为河南饥民中挑选的普通劳工。
梅津美治郎与野副昌德的态度是:对辅导工人与保护工人要另眼对待,要让他们吃不饱穿不暖,干最繁重最危险的工作,直至榨干他们身上最后一点价值,对生病的、完不成每日劳动定额的要坚决予以“处理”,毫不留情,如果这样他们还是累不死,待工程完工后全部活埋。
春雨绵绵的下着,天地间一片湿朦朦的景色。小草已经冒头,树枝业已抽出了嫩芽,小兴安岭中一派生机盎然。
但这种盎然的生机不属于正在筑路的大群劳工,他们衣衫褴褛顶着寒冷的细雨,一步一滑的肩挑手提向密林中修筑简易公路,单薄的身躯瑟瑟发抖,不时有人撑不住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摔倒。
凶恶的监工在身边来回巡视着,见到有人跌倒立刻上前劈头盖脸一顿皮鞭。
新组建的东京联队第1、第2大队驻扎在筑路工地不远处,1大队大队长桥本四郎抬起晦暗的面孔默默无语的注视着帐篷外的夹杂着凉气的细雨,在春色中他依然内心中愁肠百结不能释怀。
东京联队自从在小兴安岭内被全歼后,一月内重建后再次在齐齐哈尔城郊遭到抗联重创,又经气急败坏的石黑贞藏重建。经过数月重建工作,从其他28师团两个联队抽调了一批军官充实了东京联队后,总算在3月份“大体”恢复了编制,人员也达到了规定人数,但以原36联队中队长,现任东京联队大队长的桥本四郎来看,其战斗力远远未回复当初之精锐状态。
新任联队长斋藤1月份的时候在齐齐哈尔郊外负伤,现在只能在医院里遥控指挥东京联队的工作了,但桥本很不厚道的想到斋藤在赖医院病床。东京联队重建后不仅战斗力下降,士气也大大下降。联队里那些原本的“犯过错误”又被重新启用的士兵失去了进取心,一派死气沉沉充满暮气。
桥本想到斋藤也许正是因为自己部队沦为二流部队,从而不愿意担任这个联队长吧。
桥本四郎不算是一个纯粹的军人,他甚至没念过帝国任何一个军校,只是因为天皇号召青年人为国圣战,正读大学一年级的他阴差阳错中报名参军,竟然被录取。此后他莫名其妙官运亨通,由一个普通见习军官而转正,再一路高升为中佐大队长,稀里糊涂被委以了重任。以至于身边其他通过较正规途径晋升的人在背后都发出‘他走了狗屎运’的感慨。
看到不远处一个劳工在泥地里挣扎,桥本没来由感到一丝怜悯涌上心头。
给劳工的食物配给低的可怜,那些普通工人每天只有250克的高粱米定额,而那些特殊工人就更惨,只有200克掺杂了树叶泥土的玉米面或高粱米。
这么低的配额根本满足不了重体力劳动,以至于仅一个月时间,工人死亡达到惊人的1千多,差不多占了这个工地上人数的一成,桥本心里有数,这些人都是活活累死或饿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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