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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他和王珣等人查阅到这种情况，经过慎重推敲后才定下计策来，正好现在讲给桓温听，请他定夺。
“争民？”刚才也是一脸阴愁的桓云不由一愣，不由失声叫了出来，但是在桓温的扫视下很快坐定下来了。
“是的，争民。百姓户民是朝廷赋税徭役的根基，只有在编户民越多，他们分担的赋役就会相应轻松，所输谷米也会更多，如此而论朝廷不但可多收谷米，民情也可缓和。” 郗超开始侃侃而言，“从永嘉乱后，江右遗民者近百万余。朝廷立侨郡县以司牧之，一可防止江右流民流入私门豪家，二可抚慰流民恋土之情，三可保留侨姓士族的郡望。然北府复江右立藩，以均田制招募侨民，北归者十之**，余者仅十余万，皆因附于豪门世家中不得归。”
“朝廷南渡后为了安抚世家士族，不但延续荫客、荫亲属制，还行给客制，可按官阶品级拥数量不等的佃户、典计（农奴管家）、衣食客（府中杂役奴仆）。如官品第一，第二者，佃户不得超过四十户，典计不过三人，以下每降一品，少占佃户五户，至九品仍可得五户，少占典计一人，至五品议郎以上典计一人。佃户、典计、衣食客及世家士族的左右随从、侍卫皆注家籍，并无单独户籍，所以朝廷也不会找他们收赋税，征徭役。”
“朝廷行给客制一是安抚优待士族，稳定地方，二是试图限制士族世家隐匿民户，与国争民。但是豪强世家往往不体朝廷苦心，肆意占民，而地方官吏却因为种种关系对此视而不见，加上在籍百姓不堪重负，往往自投豪强世家，附为家奴部曲，以避苛严赋税徭役。朝廷也对此软弱不堪，前余姚县令山彦林（山遐，山涛之孙）曾以严峻刑法收检豪强世家的藏匿民户，不到三月便捡得万余口，并查得余姚世家处士虞喜挟藏户口，以为私附，数量之巨可依律弃市（斩首死刑）。让山彦林欲将虞喜绳之于法时，诸豪强莫不切齿于山彦林，联名上书建业，以虞喜有高节，为当时名士，不宜屈辱。又以山彦林擅造县衙，遂以此诬陷其罪。山彦林呈书时任会稽内史的何文穆公（何充），乞留百日，以便穷翦捕逃虞喜后自请其罪，方而无恨。何文穆公驳其书信，并判坐免官。”
说到这里郗超看了一眼，发现桓温的神情没有任何变化，知道自己这次点了何充的名并没有引起这位上司的不满，尽管桓温曾受何充的提拔和器重，看来死了十几年的人再有威望也扛不住现实中的炎凉。
“而桓公在兴宁二年施行庚戌土断等改制后颇有成效，这是因为桓公行法森严。时彭城王司马玄因为查出在土断中藏匿五户，被桓公送至廷尉治罪，御史中丞王叔武（王彪之）大人时任会稽内史数年，招抚隐民三万余口。如此严法禁，各地豪强无不收敛其行，故而国法得以大行。”
“然最近几年，朝廷疏忽其间，故而豪强世家得以又行故伎，藏匿私附人口，而百姓骤少，徭役赋税更重，被迫依附世家。如此循环，则国法崩溃，朝廷度支缺窘。” 郗超最后总结道。
桓温听到这里，不由老脸一红，自从庚戌土断以后，桓温看到略有成效便转移了注意力，更专心致志地将自己的势力向东扩张，逐步将手伸进江州、南豫州、徐州、扬州等地，按照王猛的说法，内斗胜于外战，终于将谢万、郗昙、郗愔继殷浩、荀羡之后拉下马，扫清了东进的脚步，谁知道江左朝中居然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
桓温说做就做，先是以朝廷的名义再行严法，明言天下，先是对各地官吏进行申饬，严令他们不得贪墨，并重新检讨了赋税徭役制度，明令废除折变等不合理举措，再严令禁止迎送钱、杂供给等苛捐杂税。
接着桓温要求对各地藏匿私附的人口进行严格收检。为了给世家豪强们面子，桓温下令将荫客和给客制提高标准，让每户能多收一半的部曲农奴，然后此外的人口百姓必须被清理出来，纳入百姓户籍中。
桓温派出众多使节，巡查各郡县，一查各地官仓，核实谷米数目好次，勒令官吏将贪墨的粮草归还，否则免官查办，二查私藏人口事宜。
桓温知道榜样的力量，立即立了两个典型，第一个典型便出在京口，桓温派使节查出京口官仓缺粮达四十万斛，牵涉官员达数百人。桓温看到主要官员都是以前郗昙、郗愔等前任徐州留下的，跟郗、王、谢等世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着手严办，他立即上表给朝廷，将驻京口的徐州别驾、广陵内史等官员三十二员坐弃市，其余附属官吏四百六十七户坐免官流徒北府边地（徒北府诸州边地是近年桓温与北府达成的一个协议，江左将坐流徒的罪民和罪官连家代口发往北府，北府则按人口支付兵器仗甲，算得上人口贩卖吧），其中流徒的罪官有一户是丹徒功曹刘翘，他并没有捞到什么油水，纯粹是受到牵连而已，只好带着妻子萧氏和两个儿子刘寄奴、刘道怜随着大队人马北行。
另一个典型桓温找到了余姚的虞家，他遣使节查出虞家藏匿私附人口有四百余口，于是立即传令将虞家家主虞良弃市，会稽内史王符、余姚县令刘礼知情不报坐罢官，流徒北府边地。
桓温如此严厉手段一行，江左各郡县政事为之一清，而各地豪强世家虽然迫于桓温的“淫威”不敢清动，但是他们心里的怒火和怨恨却越来越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