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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北府新的货品，不由纷纷压低价格出售粮食，结果形成了恶性竞争，最后粮价只有去年的三分之一。但是为了补上窟窿，江左高门世家只能尽可能地多售粮食，而要想多获得粮食就只能拼命地从百姓和农奴手里敲榨更多的粮食，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对于普通百姓们来说，由于粮食“大降价”，食盐、棉布等生活必需品就相当于涨了价一样，不但原本指望多收了三五斗就可以改善生活的希望成了泡影，就是卖粮后挣得钱还不够买“预算”中一半的必需品，日子反而更加难过了。
而江左朝廷自己还欠着北府的钱，根本没有能力去进行“农业补贴”，按“保护价收购粮食”，只能看着丰年谷贱，谷贱又伤农，刚刚看到一点希望的江左财政状况又变得恶劣起来。
桓温开始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为这种事情对于当时的江左士子们来说实在是太复杂了。在他们想来，只要百姓重农多耕种，产出更多的粮食不就行了吗？可惜加上一个贸易在里面，就变得让桓温、郗超等名士高才们看不明白了，就是王坦之、谢安也是有些转不过弯。不过这也难怪，北府商人在曾华“现代经济思想”的指点下，玩这些商贸手段可以说是炉火纯青，加上前几年的精心准备，自然够江左朝廷好好喝上一壶了。要知道曾华虽然在“异世”是学工科的，但是必修的基础课-《政治经济学》外加“多年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熏陶，肚子里关于经济商贸的学问鼓捣出来在这个时代已经足够让北府商人们玩转江左了。
当桓温攻陷了合肥，平定袁氏后发现太和六年的大丰年已经打了水漂，不但辛苦一年丰收的粮食全“低价”卖给了北府不算，十屁股债还只还了九屁股。到了咸安元年，教训惨重的高门世家和百姓们却怎么不敢再全种粮食了，他们纷纷明里暗里违抗朝廷的命令，改种棉花、蓖麻等“经济作物”，多养蚕茧，粮食耕种面积不到太和六年的三分之二。
桓温搞不明白这其中的经济规律，但是他只知道这一切的“罪源”都在贪婪的北府商人身上。想到自己的一番苦心化为泡影，今年又要“饱尝”财政危机的苦头，桓温心里的那个邪火那是腾腾地冒，连带着曾华也恨上了。所以桓温坚决要杀袁门一家，除了想给江左上下立威之外，狠狠坏曾华的面子也是原因之一。
但是到了咸安元年，桓温期盼的风调雨顺再也没有来了，反而迎来了一连串的天灾。春天先是大旱，好容易熬过夏天，秋天突如其来的洪水却蔓延了荆襄、江州、扬州各地。咸安元年秋七月，江左各地满是灾民，而且没过多久又成了饥民，尤其是以荆襄和三吴为甚。各地的饥民往往数以万计，聚集在各地的县郡城池外，嗷嗷待哺。没有饭吃的人往往很容易生事，各地官吏报上的告急让桓温焦头烂额，哪里还有心思去管袁瑾的朝歌军。
郗超到三吴之地转了一圈，回来后很严肃地跟桓温建议，赈灾刻不容缓，因为一旦三吴数十万饥民与江北徐州的袁、范叛军勾连，将不堪设想，可能会危及到整个江左朝廷的基业。
桓温当即采取强硬措施，他以朝廷的名义诏令各地世家豪强，每家每户必须按照所占田地的面积出钱出粮，救济灾民。各地世家豪强一片哗然，但是迫于桓温的专横，只得遵诏照行，不过大多数只是做做样子。
最后还是江左朝廷晋帝司马昱陛下亲自出面，给曾华手书一封，向其求援，并以同意圣教教会向江左传教为条件。曾华立即传令驻江左各地的北府商人开仓放粮。桓温等朝中重臣们心中气苦不已，这些粮食都是去年以粮抵债被北府商人收去的，在北府各商社仓库里存了一年后又回到江左百姓们的手里。
但是百姓们可不知道这里面的弯弯道道，他们只知道给粮食让他们活下去的是北府商人和圣教传教士。在北府商人和传教士口中，要谢就要多谢北府大将军曾华，如果不是他仁德广泽，大伙儿都得饿死。而且江左百姓们也终于了解到江右北府治下百姓们的真实生活，这些东西让江左百姓们心里多了不少想法。
在这个问题上，桓温和谢安、王坦之等人第一回达成共识，对北府装大尾巴好人颇有微词。现在坏人都让江左朝廷当完了，北府就出来当好人了，可是江左朝廷为什么要当坏人呢？还不是北府折腾的。可是这个道理桓温和谢安等人自己都绕了好几个圈才想明白，给老百姓讲怎么讲得清楚？
谢安和王坦之立即采取了对策，利用谢家和王家的声望，聚集了一部分粮食，然后以朝廷官府的名义向三吴之地的饥民赈灾，总算为朝廷挽回了一点民望。
正当桓温准备对自己根据地-荆襄地区进行赈灾时，范六又跳了出来。
由于徐州这数年来战乱不已，加上今年大灾，情况更是危急，许多临淮郡、广陵郡的百姓纷纷涌入下邳、彭城等北府占据之地，但是受官军阻挡滞留居地的饥民更多。范六看到时机成熟，再加上袁瑾在临泽一线挡住了朝廷主力大军，于是立即在射阳登高一呼，重举大旗，纠集了万余兵马向淮阴城进发。不但半月便聚得饥民十万余，那满山遍野的军势很快就把留守淮阴城的江左东海太守吓得屁滚尿流，立即弃城别走，逃回了临淮。
得势的范六立即遣兵四处攻打，一口气连陷了十余座城池。范六收杀世家豪强，开仓放粮，顿时聚得近二十万部众，一时临淮、广陵四处告急。
看到徐州局势又糜烂成这个样子，桓温气得差点没吐血。这次他下了决心，一定要将范六叛贼收拾干净了。
咸安元年秋七月，桓温表桓石虔为东中郎将，领军于高邮牵制袁瑾，表桓石秀为临淮太守，领军五千进驻徐县，自领两万兵马进驻盱眙。大军未行，粮草先动，可是咸安元年又是个灾年，朝廷和民间都无力支撑。桓温就传令临淮郡、淮南郡、历阳郡、广陵郡、丹阳郡，令世家豪强每家每户出粮一斛，强发其部曲家仆以为民夫，强征其车牛驴马运粮，不从者以通逆者论处。
在一片哀怨声中，桓温终于在秋九月向淮阴城发起进攻。范六裹十万民众在石鳌南与桓温大军对战，四战皆败，只得退守淮阴。秋十月，范六见事不可为，又使出惯技，自领数千本部亲信直奔射阳，将二十余万“从逆”百姓丢给桓温安抚。
桓温无法，只得以江左朝廷的名义向北府下邳、彭城、东海等郡借得粮草若干，暂时安定了这些百姓。正当他准备继续剿灭范六余孽，进而转身与桓石虔会剿临泽的袁瑾，谁知历阳、丹阳诸郡的豪强世家不满桓温的暴政，有的上表到建业告状，有的干脆装“山贼盗匪”将自己被征走的粮草牛马再抢回来。
加上镇守建业的桓冲来信说皇帝陛下身体变弱，桓温恐朝中有变故，于是只得退兵盱眙，留桓石秀镇守，再表刘波为东海太守，进驻淮阴，与桓石秀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