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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弄清他们并非拐骗而来，而是由他们的家庭自愿送来的。
为了解决这一纠纷，曾国藩根据林义哲的建议，提出将天津的知府、知县撤职；先行赔偿法方白银20万两，将为首行凶者10人斩首。曾国藩同时认为，法国领事丰大业开枪挑衅在先，激起民变，有着重大过错，也应得到对等的处罚。法国方面坚决拒绝这样的结果，谈判一度陷入僵局。法国公使威胁下旗断交，不惜同中国开战。而朝中的保守派和民间的“爱国人士”也一致谴责曾国藩软弱，要求曾国藩强硬拒绝法方的要求，曾国藩一时间进退两难。
幸运的是，因为欧洲爆发了普法战争，法军战场失利的消息被林义哲准确无误的报给了曾国藩，林义哲知道法国这时不可能同中国开战，于是建议曾国藩先行拖延，以观其变。曾国藩听从了林义哲的建议，加上身体确实不好，便打起了“拖”字牌。
曾国藩当然不知道，林义哲通过一系列的“暗箱操作”，不但改变了普法战争的结局，也获得了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感激和信任。拿破仑三世为此专门委派日意格担当他和林义哲之间的信使，林义哲在法军取得了基尔港大捷之后，适时的向拿破仑三世委婉的说明了天津教案的实情和对中法关系的不利影响，拿破仑三世下令免去丰大业领事的职务，押送回法国进行审判，签于行凶者已经全都死了（除为首10人于被捕当天在狱中被斩首外，其余行凶者都病死在了大牢里，“监押日久，皆瘐毙狱中”），拿破仑三世指示法国公使接受中方的处理条件——赔偿白银20万两，天津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充军——并大度地宣称：“法国对处决几名肇事者不感兴趣，而是希望取得持久的和平和秩序。”为此拿破仑三世专门派出了特使，乘坐军舰前往中国呈递国书。于是便有了刚刚发生的那一幕。
这一次的海上互换国书，成为这次险些使中国和外国十年来的亲善和合作顷刻付诸东流的危机的圆满解决标志。
在送走了法国特使，回到岸上的曾国藩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法主惩凶罢相，实心和好”的消息上报中枢。
消息传出后，北京的保守派官员们弹冠相庆，曾经嘲讽曾国藩软弱的大学士倭仁上书朝廷请求褒奖曾国藩，北京的湖南会馆也将装饰在墙壁上的曾国藩手书对联取下重新装裱，并立碑刻石纪念这次所谓的重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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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正公书稿》：复李鸿章：
“……津案办理得成，皆鲲宇之力也，坊间犹有太柔之责，而法公使犹复饶舌，且疑守令并未出戍，是其积愤已深。翰泉等遽求调营自效，徒贻口实，且未必能当法之铁舰一摧，法主已示和好，不复究诘，自不必多此一举。”
“……操江轮船工坚器利，行驶亦疾，来示北洋现无船只，消息难通，商留此船。此船虽为中国内地所无，开一代之先，然较法之铁甲大兵船，断难敌也，深以为忧，前鲲宇所赠之《法兰西师船图表》，观之颇有心得，附书随赠台端，望有俾益……”
《曾文正公书稿》：复林义哲：
“……此次办理津案，外惭清议，内疚神明，非台端一力承扶，指明机要，得以化险为夷，后果几不可想。现已传饬陈镇（陈国瑞）勿逗留扬郡，引津事以为戒。”
“承示左目就盲，重以喉痛足肿，药力难遽奏效。自津案了结后，日内肿痛渐减，似有转机。……闻‘万年清’改造事将毕，喜不自胜。阁下方已天下为已任，愚见亦欲倚大才以御侮，无论何等军械，但有所需，断无不允之理。此次接法使国书，得见其铁甲大兵船，闻溪耳之战，法水师毁普船不过数刻，实皆此等铁甲船之力。观此船在外国为二等，在中国则为巨擘，现下中国师船无一能当者，故叫嚷与法开仗者，非居心叵测之辈，则无知愚顽之徒……闻婉女言台端编缉《外国师船图表》，饮食睡眠皆减，窃以为此书非一日可告功成，君当不宜过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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