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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呈文里的一段话打动了李鸿章。呈文里说，如果沙船业破产，不仅仅是十余万船工失业的问题，还可能激起民变，进而朝廷的漕粮运输线也可能被破坏。李鸿章将呈文转给总理衙门，极力推动此事，但却在英国公使威妥玛处碰了钉子，威妥玛当场表示拒绝，声称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须全部由清朝政府负责。
事情不了了之，作为“安抚”，清廷减免了沙船三成的“助饷银”和三成的“捕盗银”，但终究是杯水车薪，仅靠朝廷的漕粮运费一项，维持整个沙船业早已力不从心。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两年后，欧亚海底电缆远东段铺设到了上海，更多的西洋商轮涌入中国，中国沙船运输业的境况更是雪上加霜。
在这一期间，清政府也不是对沙船运输业不管不问。总理衙门也曾饬令内阁军机大臣、南北洋通商大臣共同筹议解决漕运危机一事。结果得到了三种建议。一是修复运河，恢复河运；二是修复所有废弃的沙船，继续维持海运；三是朝廷增加沙船运输业的漕运运费，以挽救濒临破产的沙船运输业。
然而三种建议都遭到了李鸿章的反驳。李鸿章认为，运河八百余年，竭尽全力，运输能力不过每年十万石，于漕运大局无补；明明有便利的海运条件，非要耗费巨资去修运河，岂不是疯了；而修复沙船，至少需要支银3000万两，还需修建容量万石以上仓库400余座，朝廷哪里有这么多钱？增加沙船漕运费，救得了一时，却非长久之计。
当时曾国藩也陷入了深度的矛盾当中。早在1867年，容闳就曾建议他采用“招商集股”的方式，购买洋轮，组建中国人自己的轮船公司，以挽救漕运。但当时曾国藩担心的是，太平天国之乱刚刚平息，民心未固，“承运漕粮……在沙船为常业，非万不得已，亦未便遽作改图”，一旦朝廷发展轮船，十余万沙船业主和船工水手失去生机，会酿成大规模民变和暴乱。
但无论如何，中国传统的沙船运输业终究是到了穷途末路。1872年3月，总理衙门再度致函曾国藩、李鸿章，询问采用轮船承担漕运一事，希望他们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一个月后，曾国藩溘然病逝，事情完全着落在李鸿章身上。李鸿章的解决办法，是成立轮船招商局。招商局的运营方针，也由之前官方制定的“承运漕粮，兼揽客货”，改作了“揽载为第一义，运漕为第二义”，将招商局的主营业务放在客货运载上。
招商局成立之初，也和沙船业一样，与外国轮船公司发生激烈的竞争。但由于船政的大力支持，英国太古、怡和轮船公司，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均多次针对招商局发起的商战都被击败，在一干熟悉近代西方商业运作规律的“买办股东”的通力合作下，旗昌公司破产，太古、怡和则被迫三次与招商局签订“齐价合同”。朝廷的政策支持，与经验丰富的民间经理人之间的通力合作，使招商局迅速打开局面，跻身中外大轮船公司之列的主要原因。随着招商局业务的不断扩大，不但吸纳了不少沙船业的水手劳力，也给沙船船主们带来了一线希望。
沙船船主们曾寄希望于朝廷在恶劣的商业环境下给予他们必要的保护，但他们毕竟属于“落后生产力的代表”，如果不改变的话，只能与他们那些沉重蠢慢的沙船一起，接受被时代淘汰的命运。而招商局运作的成功给了沙船船主们以很大的启发。他们开始集资购买小火轮船，代替古老的沙船，以期走出困境，重获生机。但是中国国内目前能够生产蒸汽轮船的船厂并不多，而且现有的船厂除了福建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外，都是外国船厂，这些船厂大多只对生产大型轮船感兴趣，对于可以用来在内河进行航运的小火轮船，并不愿意承造。
而林义哲在这个时候提出来将江南制造总局“船务分离”、“造民用小火轮船”的建议，无疑是相当有针对性和具备可操作性的。
对于建造3000吨以上的轮船，造过“90天炮舰”的江南制造总局尚无把握，但造用于运货的小火轮船，却是绰绰有余的！
“这个办法好。”李鸿章抚掌道，“若能如此，不但沪厂得脱大困，民间船运亦可得兴，日后我大清万里江河，当是中国轮船之天下！”
多年以后，李鸿章仍将开办轮船招商局及江南造船厂兴造小火轮一事，看作自己事业上最璀璨的一次成功，其自称：“招商局及小火轮船，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