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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现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只怕还得要着落到皇太后那里……”
“适才所言，只是个大体方略，现在尚不必操之过急。”李鸿章话锋一转，对林义哲说道，“最紧要的，是在皇太后那里立稳脚跟，站得住了，便可不惧清流非议。”
“你上次借着‘园工’的名目，办了几件大事，都是绝妙之笔，听宫里李总管说，‘天地一家春’已然完工，我估么着，皇太后今年的万寿大典，就会在‘天地一家春’兴办。这是个好机会，你想过要利用一下么？”李鸿章又问道。
“知我者少荃兄也。”林义哲笑道，“暂时想到的两项，便是这电报和铁路。”
“英雄所见略同，呵呵。”李鸿章亦抚掌大笑起来，引来了身后不远处的卫兵们的阵阵侧目。
近代中国外患频仍、内乱不断，时时军情紧急，建设瞬息万里的电报传输体系无疑是一直身处危境的清政府的当务之急。事实上，早在1870年，英国大东公司和丹麦大北公司已在中国敷设电报电缆。大东公司获取了在上海以南各通商口岸海口设置海底电缆的权利，并架通了印度经新加坡到中国南部沿海到香港的线路，而大股东是沙俄皇室的丹麦大北公司则架设了从海参崴到上海、香港的海底电缆。到1871年6月，中国实际上已被纳入世界电报网络之中。这样，外国在中国经商、谈判等各种事项都可以在瞬间传递信息、下达命令，而中国依然故我，不许架设电报线，仍靠马匹驿道送信传令。在这种“信息战”中，优劣对比实在太过悬殊。
电报事业遭到抵制，反对派的最大理由竟是“破坏风水”。在朝中有官员提出架设电报的提议后，工科给事中陈彝立刻在一道奏折中认定，“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即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掌握道德制高清流言官一旦搬出“忠孝”两字，举朝之内便无人敢于抗辩了。
当时美国《纽约时报》曾记载说：“天朝的人民无法理解电报的工作原理，他们认为是洋人雇用了机敏而无形的鬼神，在线路内来回穿梭，传递信息。如果在电报线附近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立即就会有人造谣，比如说其中一个传信的邪神玩忽职守，从电线里跑出来，迷路了，因此导致祸事发生，等等。这种谣言通常会引起骚乱，暴徒们将毫不犹豫地冲过来，砸毁机器。有一次，因电报线附近某个人生病，一夜之间，1英里长的电报线就被毁坏了。”关于电报的争议，可以说一直吵到了现在还没有完事。
这一次日本入侵台湾，远在北京的大清朝廷是靠了林义哲的高速通报舰搞的“船递”才在七天后得知了消息，立刻做出了反应。而正常的关于台湾军情的报告经过传统的“驿递”，竟然花费了一个月才到达京师！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大怒，决意架设中国自己的电报线路，而在一些官员适时提出来架设电报线的建议不久，清流们仍然群起上书反对，并再次祭起了“孝”字的法宝，至使中国电报的架设再起波澜！
而除了电报，更加阻碍重重的，便是这铁路了。
在近代中国所面临的诸多新技术中，铁路可以说是最棘手的。而其棘手，不是因为技术有多么的高深、铺设有多么的艰难，而是意识形态上的“大是大非”！
从1867年起，朝廷上下就为应不应该修建铁路吵翻了天。在有官员提出修建铁路“以通天下之利”的建议后，福建巡抚李福泰便激烈的上书反对，他指责电线、铁路都是“惊民扰众，变乱风俗”的有害之物，而且，修建铁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是惊动山神、龙王的不祥之物，会惹怒神灵，招来巨大灾难。他还认为无论是外国商人还是中国商人，只要修铁路都将使“小民困苦无告，迫于倒悬”，结果都是“以豪强而夺贫民之利”，所以不仅不能同意外国人修铁路，而且同样要禁止中国商人修铁路。连比较开通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也奏称，“铁路于中国毫无所益，而贻害于无穷。”江西巡抚刘坤一也认为“以中国之贸迁驿传”，根本不需要铁路。(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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