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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之灵的“魄”，并且和“阴阳”相对应。关键在于，在观念中“魂”和“魄”是可以分离的，这种观念甚至明白的体现到了法律当中。《大清律例》中有一段话规定“采生折割”的具体行为应是:“谓将人致死，取其官窍，以行妖术或使术法邪道。采取生时岁月，将人迷入深山僻处杀死，割取形骸，剜其五脏生气，摄取魂魄。为鬼役使。今两广豫闽等处所市鬼葛，即是又一术也。”而“采生折割”在当时正是巫术的一种。由此可见这个谣言既有文化传统的传承，又贴近当时的社会生活，其力量之巨大是后世的人们根本难以想象的。
乾隆皇帝的忧惧主要集中在官僚集团方面，作为一国之君，他要维护和巩固自身利益，就必须不断诉诸于**和无常的权力，而提出政治罪指控则是使用这种权力的最佳机会。但让他感到恐惧的是，他对于“妖术”这种无法为他所见的力量完全无能为力。
正是因为如此，乾隆皇帝才做出了那些近乎于偏执和歇斯底里的在全国范围内清剿妖人的行动！
而这一次宝廷的折子一旦在凤秀向慧妃示警和崇绮上奏之前，到了两宫皇太后的手中，然后又见了邸抄，发往军机处公议，则自己纵然不是死无葬身之地，也将从此见疑于朝野，成为人们议论的“妖人”！
更何况，事实上，他确实是出于自保的原因，对阿鲁特皇后和慧妃施了“深度催眠”的啊！
而在这个科学尚未昌明，愚昧遍地的古老国家里，没有人分得清这二者之间的区别！
眼下自己的仆人们便私下里认为，他们的老爷会摄魂之术！
而慈禧太后一旦先看到了宝廷的折子，联想到乾隆三十三年的妖案，对自己形成先入为主的印象（因为他那天对阿鲁特皇后和慧妃所施的深度催眠虽然没有被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发觉，但在外人看来，的确有不可思议之处，毕竟之前阿鲁特皇后和慈禧太后及慧妃有矛盾是实情），自己的未来，只怕是要万劫不复了！不光自己辛苦努力已经取得的成就毁于一旦，甚至于自己和所爱的人的性命，都将难以保全！
在现在这个皇权至上的**社会里，虽然他年纪轻轻便已经做到了很大的官，但稍一不慎，他所拥有的一切，都可能瞬间失去！
“先生说的事，前一阵子，事情办得太顺，对这些个背地里放冷箭的家伙，我的确是疏忽了……”林义哲叹息了一声，握紧了拳头。
“此次大人虽说是吉人天相，百神护佑，敦宜静皇贵妃无意间替大人挡了一道，使得两宫皇太后迁怒于宝廷，将其圈禁，他的折子也未见邸抄，但毕竟太过侥幸，可一而不可再。此类情事。日后须得谨防才是。”徐润道，“以妖术之名攻讦，无论是朝中，还是坊间，后果均是太过可怕，大人绝不可掉以轻心。”
林义哲听到徐润如此说，明白徐润是在提醒自己，他知道自己这一次忽略了这种事，其实主要是因为自己的灵魂是来自于后世的现代，对科学的坚定信仰使他小看了这个时代的迷信的力量。
在乾隆三十三年席卷全国的妖案中。普通民众所集中的关注的则是由陌生外人引起、因灵魂丢失而造成的突发与随机的死亡。18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当时的人们所普遍认为周围尽是邪恶，他们的生命时刻受到隐蔽势力威胁。妖案可以说揭示了当时最为丑陋的社会现实：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是流氓恶棍还是良善之人——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摄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另一方面，在这样一个倍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这种情况下由于**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即使摄魂这样的事其实从来没有发生过，人们仍然普遍地相信，任何人只要有适当“技巧”便可以通过窃取别人的灵魂而召唤出阴间的力量。这是一种既可怕又富有刺激的幻觉。对一些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来说，乾隆皇帝的清剿给他们带来了慷慨的机会！多少人因为这样的原因。在“妖术”这把双刃剑下丢失了性命？
而这一次宝廷敢于用这样的办法对付自己，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是因为他身为言官，比自己更深刻的了解现在这个时代的很多中国人愚昧、野蛮、迷信、残忍的阴暗一面！
在一个民众和官员能把电报和铁路看成是妖术的国家里，可以当作是妖术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想到这里。林义哲的后背冒出了冷汗。
他第一次感觉到，这个时代的痼疾所带给他的那种深深的无力感。
可能是因为危机感过于强烈的关系，林义哲竟然一下子想到了好多……
在这个古老的帝国当中，官僚集团可以说是处于中间的阶层，他们一方因为暴民的狂怒易变而担心，另一方面，又因君主的反复无常而感到深深的恐惧，因为这两者都对他们感到自身所在的现存体制构成了威胁，是以他们才试图通过恐吓那些提出妖术指控的人来击败前者，通过对君主封锁消息来挫败后者。官僚们设置的路障：谨慎地隐匿情报，隐瞒真相以掩护人际关系，百促不动以墨守常规程序，通过这些办法小心地进行自我保护。**僵化的官僚制度这时反而成了国家结构中起最重要作用的锚！
历史是面镜子，它其实并不能够照清现在，也不能从它当中看清楚未来……
恐慌来自于民众，制造恐慌的同样是民众，民众既显得避之不及，又同时趋之若鹜。在此之中，“摄魂”代表着一种虚幻的权力，而指控“摄魂”则象征着现实的权力，它所体现的都是民众的无权无势——这似乎带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色彩：“在这个权力对于普通民众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摄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
林义哲知道，只是这种所谓的现实权力，对于民众来说也只是海市蜃楼，与“摄魂”其实别无二致。
但对于民众而言，在这种残酷的社会现实当中，掌握哪怕一丝的权力都是对于自身的保障，因为在平时，他们是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来获得必要的保障的，他们没有正当的权力来捍卫自己正当的权益，甚至连卑微的生存底线都无法得以保证。
对于生活在这种没有安全感的社会中的人们，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社会被无情地撕裂，人与人、人群与人群因为利益彼此对立、仇视：大到本地与外乡、平民与僧道，小到两间竞争香客的寺庙、两队争夺生意的石匠。每个人可能刚刚用“摄魂”置人于死地，转眼成为别人“摄魂”指控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