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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规，臣初拟《监纪九款》，请君上过目。”
李彦好奇地看了看这位的腰间，猜测里面还有几份奏本，等到内侍将奏本呈上，展开后细细一看，顿时赞道：“好！”
相比起吴用的《僧侣考选详规》，蔡京的《监纪九款》更加成熟，开篇第一条就很不错：“御史出身，不限进士，三十以上者，方许赴吏部考选授职，务得公明廉重，老成历练，不许新进初仕任用。”
这是保证当御史的人选有足够的阅历，而不仅仅是看重文名清誉，有理有据，十分重要。
紧接着第二条，同样是直中要害：“纠举之事，须明着年月，指陈实迹，明白具奏，若挟私搜求细事及纠言不实者，当记功过。”
这其实就是不再允许“风闻奏事”“闻风弹事”，谏官不再可以根据道听途说来参奏大臣，要拿出一定的实证出来，同时记下功过，使之不再肆无忌惮。
如此难保不会有消极怠工，所以第三条就来了：“御史当各举其职，有知善不举，见恶不拿者，降罚贬迁。”
御史人数稀少，不能让尸位素餐之位久居，一旦没办法做好弹劾工作的，立刻去职，让更有能力的官员担任。
也难保不会有御史一心为公，却被有心人迷惑，加以针对，第四条考虑的正是这点：“御史考试除授，兼刑断之能，优先录用。”
御史也要考试，并且以刑部有经验者，优先录用，这也是为了让他们更加掌握奏事的准确度，不被奸人蒙蔽。
……
蔡京的执政能力确实没话说，李彦一条条看下去，发现如此改革之后，御史言官的定位更加清晰，职能也更加明确，当然也更难当。
不过言官本就是一条官场捷径，既然想要通过弹劾天子，纠错百官来火速升官，就要有相应的能力与担当，不可能便宜事都占尽。
所以李彦满意地放下奏本：“此实作事，行修于躬，御史台第一任长官，蔡相可有人选？”
这本来是习惯性一问，毕竟人家拿出《监纪九款》，自有举贤之能。
换成以往，蔡京会推辞，但这回他目光微动，开口道：“臣举荐公孙尚书，为御史台长官。”
李彦有些诧异：“哦？”
蔡京道：“公孙尚书昔年为判官，为人刚正不阿，擅断刑事，又曾遭前朝御史弹劾非议，深知其利害，久未归刑部，今刑部已有章程，若迁御史台，更尽其责！”
李彦看了这位宰相一眼，嘴角微扬：“准奏！”
……
“荒谬！荒谬！公孙昭岂可为御史之首！
”
相比起前朝，宫内消息京师满天飞，燕京的街头巷尾，很少传闻王宫内的逸闻，但有关御史台的成立和长官之选，还是以最快速度传到了有心人的耳中。
一时间，群情激奋。
此事其实相当敏感，如果蔡京胆敢阻挠，那指不定有书生去王宫请命，痛斥“蔡贼奸佞，闭塞圣听”。
但现在蔡京把前朝御史一通骂，又拿出《监纪九款》，最后还举荐公孙昭为御史台长官，就把这群士大夫恶心坏了。
关键是目的没达成。
他们为什么执着于御史？
不光是为了广开言路，而是想要旁敲侧击，士大夫的地位到底有没有改变。
明眼人不止是蔡京、李格非等人，不少士大夫冷眼旁观，总觉得这位燕王在文武方面会有倾向。
毕竟五代武人乱政，宋朝引以为鉴，崇文抑武，使得士大夫的社会地位直线提升，彻底凌驾于武人之上。
那么从燕朝的角度上，前宋文人的党争乱政，也可以说是亡国的根源之一，宋末帝的谥号是“禧”还是“厉”，保守激进两派，至今没有争出个所以然来，士大夫也怕地位受到打压。
在这个敏感的时期，御史台的成立于否，由谁任职，背后的政治含义就很大了。
结果得到这般结果……
“任公之子来了！任公之子来了！”
一座府邸中，正当众人激愤探讨，突然传来通报。
公孙昭当年与任伯雨的恩怨，众人还记在心中，其子在通缉告示前为父争名，竟被暴民打死，如今听得任伯雨的后人前来，纷纷起身相迎。
就见一位书生双手托着任伯雨的牌位，仍旧披麻戴孝，入堂后直直拜下，一句话让周遭齐齐变色：
“先公枉死，恶贼逍遥，今任申先祷告上苍，盼恶贼战死辽东，不得归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