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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了，我自己脱不了干系！”钱四叔狠狠摔了下袖子，将程老蔫的脏手摔到了一边。
“上次选举，我还投了你的朱签呢！”陈老蔫见求情不成，跺了下脚，翻起了旧帐。
“承蒙大伙看得上，让我当这个里正。拿了这分俸禄，就得干这分事。就得行正，走直，不能让人背后戳我的脊梁骨，给文丞相丢脸！”钱四叔笑了笑，自顾走开。
“德行，下次，我叫上老拙、八爷、小六子他们，都不把朱签投给你！”程老蔫冲着钱四叔的背影悻悻地嘀咕了几句，灰溜溜地拿起簸箕继续洒石灰去了。
此刻，对两年前的那次失误，他心中充满了后悔。当年，破虏军初入福州，一切规矩都重新改了。原来的衙门、从吏全部解雇，县令、县丞皆从地方士绅中推举。并且把福州府称分成了东、南、西、北四个区，每个区又按街道分了十几个里，要百姓们自己选能识文断字的区长和里正出来，协助官府做事。
夫子巷在夫子庙边上，读书的人家较多。但大伙谁也不愿意当这个里正。无论大宋和大元，底层小吏都不是有良心的人能干的。没有俸禄不说，催粮催款的事还都落在头上。一旦催出个错来，或把钱交得迟了，就得吃官司挨板子。
夫子巷前一任保长就是因为替官府催款催得急了，逼死了钞户，被抓去蹲了大牢。家产也被冲了公，抵了亏欠的款项。（酒徒注：钞户，是元代的一大发明。专对没有田产的城市人口而设，每人每年要交一定数量的钱，履行做草民的义务！）。
所以，几个大族私下核计了，找那些家族人口少的外来户来应差。在福州，陈、程、黄、王都是大姓，有上百年家族史。钱、杨、冯是小姓，属于外来人。所以，第一次选里正、区长时，各家代表们把表达民意的朱签，全部投到了几户小姓候选人的竹筒子里。
等选举完了，大伙才知道，原来大都督府的官制与大宋不同。区长、里正都算官府职位，每月有固定的俸禄拿。只需要想办法为所辖区域做事情，不需要协助官府摊粮派款。并且还有弹劾府、县官员的权力，只要他们不犯律法，县太老爷都不能将他们罢免掉。
这种好事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几个大族叫苦不迭，可又没地方买后悔药去。发誓下一届选举推自己人上。可一届是五年之期，下一届选举，谁知道届时大丞相府会玩什么新花样。
反正，那些花样程老蔫儿是看不懂。就像这次瘟疫，往常的时候，官老爷们早做了船到海上避瘟疫去了，可文丞相没走。虽然他不肯自请降职，也不肯写文章烧给瘟神娘娘请罪。但这份直面瘟疫的胆量，让人在指摘他的过错同时，难免心生几分敬佩。
那些对付瘟疫的手段，也是百姓们闻所未闻的。如生了病的人不准在家养着，必须全到固定的医馆去治疗。不准人乱丢垃圾，乱倒废水。还有喝水必须喝烧开了的井水，不准从江河里挑水喝。用石灰垫道路和宅院，百姓日常的生活垃圾不准随便丢，要倒到指定地点，每天由官府派人装车收走，拌上大量的石灰拉到野地里深埋。
最让人无法弄明白的是，灾难当前，丞相府却大兴土木。把福州城内臭了几十年的排水沟全部填平了。一边填，另一边开挖新的，几丈深，一丈多宽。据说邵武、剑浦、漳州、泉州都在这样做，一直要通到大海深处去。完工后，还要用水泥铺了底，盖了面，
皇上家也不敢这么花钱啊，很多习惯了节俭的老人摇头叹息。据说，这种“无节制”的奢侈行为，让皇上身边的陆大人都看不过眼了，几次苦口婆心地劝。但那文疯子却像听不见一样，把准备给皇上修宫殿的钱，都砸了进去。
“疯子！”程老蔫洒一锹石灰，骂上一句。
“文大人要做的事情，决不会错！”钱四叔合上自己的小本，把上边发下来的炭笔（铅笔）小心翼翼的收起来，揣进怀中。
酒徒注1：关于好人不为吏的说法见于一本介绍民国初年基层政治得失的文章。具体名字酒徒忘记了。据说，最初，当村长一级都是由地方士绅来担任。这些最初的小吏大多数人品都比较正，村中有人交不上赋税时，他们会用自己垫付。后来民国征求无度，村长们垫不起了，纷纷请辞。官府为了完税，只好启用了一批地痞流氓来当村长。这样，税收立刻有了保证。新村长们不但能按期完成任务，还个个捞足油水。只是，百姓都活不下去了。
注2：关于火炮射程、瘟疫防治措施及如何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限分权与制衡，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到论坛中，‘酒徒专区’发帖子讨论，那里不限制字数。酒徒今天把文忠的原型发到了那里，请大家参考。这段比较难写，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