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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川在返回军事委员会驻地的路上，向坐在自己身旁的张云荣说道：“下车后通知你叔父，请他整理一下革命委员会目前的财政状况，一个小时之后我要听他的汇报。另外你再具体说一说，长春那里究竟是怎么回事。”
马车内侧着身子就坐的张云荣马上回道：“是，一会下车我就打电话给叔父。关于长春那边，我这里得到的消息是这样的…”
如果把时间拨回一个小时之前，也就是23日上午的9时，长春满铁附属地内的车站内也一如往日那般人流如梭。不过在车站广场的一角，四、五名青年正站在一只木板箱子上向路人宣传日人军警之暴行，要求日本军警退出中国。
在过去，这样的街头演讲是不为官府所准许的。而且在朝廷看来，这种街头演讲差不多就是在为革命党招揽不满朝廷的同志了，因此不管是演讲者还是旁听者都是有罪的。在这样的高压统治下，就算有人在街头演讲，行人也是赶紧避开，以防惹祸上身。
不过在革命党人解放了长春之后，解放是革命委员会的说法，虽然大多数民众还不明白解放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但是在解放之后，他们第一时间感受到的，就是新官府在言论管制上的放开，现在不仅批判朝廷不犯法，就是骂一骂新官府也没人跑来为难你的。
当然更为民众所关注的，还是一批青年学生对于打着维护铁路沿线及附属地治安驻扎在南满的日本军警暴行的揭发。虽然铁路带给了东北民众极大的生活便利，但是铁路沿线居民被俄、日两国驻军欺辱的事件并不在少数。
只是这些案件往往就被朝廷所强行压制了下去，即便有些案件连地方官员都无法忍受，认为应当向日本方面提出抗议给出一个交代，但唯恐承担责任的中枢官员却并不愿意为了几个小老百姓去触怒日本，只是一味要求地方官员安抚和弹压地方。
但是随着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往东北的大量移民，已经造成了东北民众和日本移民之间的大量冲突，而日方军警的袒护，更是让日本移民肆无忌惮的侵占着当地民众的土地和商业利益，这也就造成了东北地方的中日矛盾开始超过了中俄矛盾。
毕竟日本入侵的南满地区是东三省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比之俄国所控制的中东铁路沿线人口不可同日而言。而在失去了南满地区之后，黄俄罗斯计划的破产，使得大量俄国驻军重新调回了欧俄和中亚地区，北满地区的俄国殖民者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反而大过了对于当地民众的财富掠夺，因此中俄之间的民间冲突反而有所缓和。
在这样的局势下，对于新帝国主义日本的入侵，东北民众反而更为警惕和痛恨。朝廷的腐败无能和地方官员的不断退让，使得东北民众对于北满爆发的革命事件，一开始其实是采取旁观态度的。对于朝廷的失望，对于革命的不了解，让东北民众只想着关起门来过自己的生活。
只是随着革命委员会开放了言禁，并开始组织学生和报刊一边批判封建主义，一边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暴行之后，东北民众才开始有兴趣去了解革命究竟是要革谁的命。认识几个字的小商人和小市民开始如饥似渴的阅读起革命委员会开办的共和日报，从中去了解革命委员会的革命理念。
至于那些不识几个字的苦力和士兵，则更喜欢听取学生们面对面的演讲。作为一个依靠移民人口快速发展起来的东北地区，教育一直都是东北的弱项。
比如长春地区，在清末实施新政之前，长春不过是为了管制移民在蒙古边地设置的民厅，这里没有八旗兵丁的驻防，也就没有八旗官学，因此此地的教育也就是几所士绅投资的书院、义学和传教士设立的宗教学校。
直到1906年开始实施的新政，加上中东铁路的开通，才算是建立起了长春地区的新式教育体系。为本地区培养了一批中学毕业生、师范毕业生。1908年成立的长春府劝学所，就是管理长春地区城乡教育之机关。从哪个时候起，本地的教育权力才开始从士绅手中转入到了政府机构手里。
中国人对于知识是充满敬畏的，即便是废除了科举制度，底层民众还是自动的把小学、中学、大学的毕业生比作了秀才、举人和进士。在过去，这些旧知识分子们掌握了地方的舆论喉舌，就算是朝廷颁发的政策也必须经过他们的解读，才能让地方上的百姓接受和理解。
同样，地方百姓的声音，也需要这些旧知识分子才能传达给朝廷，从而给朝廷制定政策时有所考量。故旧知识分子实际上就起了一个中央和地方民众进行沟通的角色，如果将其制度化就会发现，这是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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