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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之心是去了不少，但是对于那些欧美大鼻子洋人的恐惧之心还是存在的。若是北京公使团真的倒向了日本，那么大多数人恐怕是要反对和日本继续作战下去了。
只是这种担忧并不适合在这样的场合提出来，朱和中于是点头接受了吴川的说法，跟着委员们下去布置新的作战任务去了。
吴川并没有参与军事委员会接下来的细节讨论，而是去了一楼自己的办公室，开始批阅其他行政上的事务来了。虽然当前的军事问题是革命委员会的工作重心，但是随着北满社会秩序的重建，行政事务也开始进入了正轨，许多问题在各委员会讨论完成之后，就开始不断汇总到了他的面前。
即便送上来的文件已经筛选了大部分并附上了专业委员会的意见，不过对于一个新建政权来说，吴川也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批阅，以确保革命委员会在政权建设之初不偏离他想要走的道路。
只是想要安静的坐在房间内审阅文件，以思考革命委员会在各地的施政情况，对于吴川来说也是一种奢侈。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敲响他的房门，进来向他汇报工作。吴川有时候觉得，他现在的生活质量还比不上在图拉乡下的时候，至少那个时候他的时间都是属于自己支配的。
王葆真夹着一个皮包匆匆走进了军事委员会的小楼，他立刻便看到一楼的过道和大客厅内都坐满了人，这些人都是等候着同吴川见面的。他们大多是来自各地的工人代表、农民代表或革命者，革命委员会从成立之初就同旧式的起义军不同。
因为吴川主张这场革命不是少数精英阶层的革命是大众的革命，所以革命委员会不仅要发动大众，还要接纳大众的意见，所以各个专业委员会都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和听取人民的渴求。当然据说这一点也是接受了一部分俄国友人的建议，在俄国人民群众总是喜欢成立一个代表委员会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和领导他们行动。
这种方式的好处就在于，革命委员会将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高高在上的官府和盛气凌人的官吏相比，人民能够自由通行的委员会和愿意听取人民请求的委员们，显然更容易被视为是自己人。这也是革命委员会自革命以来能够迅速在北满各地生根发芽的一个根本原因，甚至于连那些俄国工人们也纷纷加入了本地的革命委员会，转而反对起了中东铁路管理局的俄国官员和军警们。
老实说，即便是如王葆真这些国外留学过的激进革命派人士，一开始也是颇为反感革命委员会的这一制度的。在他们看来，虽然他们革命的目的是要打倒腐朽无能的满清政府，但是建设国家的事务怎么能够让一群见识浅薄的泥腿子和无产者说了算？
这些人既没有管理和建设国家的知识，又只关心自家一亩三分地的事，他们从来不知什么是国家大事，只是想要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还老想着从国家这里得到什么好处。显然他们并不了解，国家需要人民来养活，但国家并无养活人民的义务。
不过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革命委员会这条制度的好处就渐渐开始显露了出来，即便在日军和清军联手的恶劣形势下，革命委员会依然还是得到了广泛的民众支持，每一天都有着新兵应征入伍。正是在这种广泛的民众支持下，即便是畏惧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绅商们，也只有少部分人跳了出来，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观望。
于是革命委员会才能够安定住后方的局势，全力以赴的对付前线的日清联军，最终找到了扭转局势的机会。如果没有革命委员会一直以来始终保持着和普通民众的联系和沟通，将自己的主张直接传达给这些民众之中去，使得那些旧日的地方绅商们无法左右民众的意志，革命能否坚持到今日还真是不好说了。
在见证了这一同群众普遍联系沟通制度的好处之后，王葆真等留学生们也渐渐转变了态度，开始接受这种旧时中国未曾出现过的政府工作方式了。事实上在他们改变了思想之后，也就立刻发现了这种工作方式的好处。
过去清政府制定政策一向只在官僚和满人宗室内进行讨论，连地方绅商在朝廷政策出台前也是一无所知，所以往往是朝廷出台政策之后就会遭到普遍性的抱怨。比如此前收回铁路国有的政策，仅仅就是因为盛宣怀和一些外国公使的支持，朝廷就选择了默认，结果造成了南方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最终引发了革命。
但是在革命委员会这边，每一项政策在出台之前就已经了解了各阶层对于政策的支持与否和反对的理由，在这种综合考量之后，革命委员会出台的政策也许不够完美，但至少不会激起民众普遍性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