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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波特兰大街49号，这是一幢三层的红砖小楼，也是满清第一任驻英公使租下的大清公使馆，民国成立之后，民国政府的对外外交人员几乎未变，各驻外公使馆、领事馆只是换了一块牌子而已，这里自然也就未变。
这间公使馆内最著名的一个房间，不是公使的办公室，也不是用来待客的会客厅，而是顶层阁楼内的一间仆人宿舍，这是满清公使囚禁孙中山的地方。随着民国成立，倾向于共和的留学生，只要路过伦敦的，没有不过来瞻仰一番的。
现任驻英公使刘玉麟是1913年12月上任的，留美幼童出身的他对于共和一向抱有好感，但是袁世凯的专权和宋教仁的被刺事件，又使得国内的共和道路濒临失败，这使得刘玉麟对于中华民国现政府大为失望。
而他接任驻英公使的背景，主要还是为了解决中英西藏问题，只是英国人自觉尽占优势根本不愿意和他这个驻英公使就西藏问题进行交涉。
1913年10月13日在印度西姆拉召开的中、英、藏三方会议，入侵西藏的英印政府反而成为了北京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仲裁人。英印外交部长麦克马洪对于北京政府的代表不断施压，还用了许多上不得台面的肮脏手段，犹如在对付英印政府下属的印度土邦的代表。
到了1914年4月27日，在麦克马洪所规定的谈判最后期限日，麦克马洪使用了威胁和欺骗的手段，最终迫使北京代表陈贻范草签了西姆拉协定。但在北京政府的激烈反对下，4月29日陈贻范通知英国方面，北京政府否决了他的签字权力。
于此同时，北京政府电告了驻伦敦公使刘玉麟，要求他到英国外交部声明，陈贻范在签字之前没有获得北京的许可，中国政府不能承认。但是英国外交部却认为西姆拉会议已经结束，英国不能就同一个问题再次谈判，并要求中国方面承认西姆拉协定。
6月6日，朱尔典给北京政府发照会，认为西姆拉协定是解决西藏问题之唯一法案。英国政府威胁北京，如果中国方面不在6月底之前在正式条约上签字，那么英国将同西藏方面单独签字。
刘玉麟已经注意到，英国外交部对于西藏问题已经不存在让步之可能，而中国其实除了抗议之外并无其他反制手段，因此心力憔悴的他一度试图向北京辞职。
不过他身边的秘书却劝说他再等等看，因为直到今日为止，革命委员会对于西藏问题和西姆拉会议始终一言不发，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作为此时国内唯一能够同北洋集团抗衡的军政势力，在外蒙古问题上否定了北京和俄国之间，俄国和库伦之间任何双边谈判的革命委员会，哪怕是为了打击北京的政治声誉，他们也不应该对西藏问题一声不发。
刘玉麟思考再三之后，于是就收回了想要辞职的念头。只是他并没有等到革命委员会对于西藏问题的出声，倒是等来了欧洲大战的开启和中日战争的爆发。严格的来说，应当是革命委员会和日本政府之间的交战。
但是这两场战争的爆发，倒是让英国政府开始对于西藏问题有所软弱下来，虽然英国外交部并没有接受中方的意见，但是对于西藏问题开始了冷处理，显然是想要将这一问题推到战后去解决了。
刘玉麟见此开始主动同英国外交部再次交涉起了西姆拉协定的合法性，就在英国外交部采用拖延战术应付刘玉麟的时候，东方的中日战争却以日本迅速的失败而走向了结束。得到了战争胜利的消息之后，刘玉麟的态度于是开始趋向于强硬。
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子爵对于中国公使刘玉麟的态度虽然有所改观，但是也只是在口头上答应，他会同英印政府进行沟通，把西藏问题压到战后再行商议。但是对于西姆拉协定的合法性，他却始终不肯做出任何的表态。
就在刘玉麟一筹莫展之时，奥斯曼帝国加入了大战，而国内突然又传来了一份电文，指示他就英国的禁运政策和无礼扣押中国商船的行为，同美国驻英国大使进行联络后，联合向英国政府递交照会。
刘玉麟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同美国驻英大使佩奇博士进行了联络，虽然他具有留美背景，但是他很清楚自己的留美经历并不能动摇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此前就西藏问题他向美国方面进行求助时，对方就婉言谢绝了他。
但是这一次，美国驻英大使佩奇不仅热情的接待了他，还同意了和刘玉麟一起向英国外交部递交照会。这令刘玉麟颇有些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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