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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比制造列强之间的矛盾要困难的多。八国联军侵华这种事件的发生，满清政府的无能可谓是功不可没。
这种对于列强干预的恐惧心态一破，试图搞清楚列强或是俄国的容忍底限，就成为了党内不少中央委员们的新想法。既然列强或俄国没有反制革命委员会的手段，那么不趁机试探一番，为日后的外交留出足够的空间，岂不是错过了机会。
更何况，现在是俄军先动了手，虽然江东六十屯和瑷珲条约都是旧案，但是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可是新仇，因为革命委员会的牵制，外蒙古始终没有独立成功，而唐努乌梁海则自始至终都算是中国的领土，只不过没有同俄国进行边界确认而已。
因此俄国人在唐努乌梁海和库伦以北地区的驻军和移民显然都是非法的，只不过进入唐努乌梁海要绕道科布多，距离东北实在是太远，所以革命委员会原先准备今年先把外蒙古北面的俄军和非法移民驱逐出去，只不过唐努乌梁海大总管贡布多尔济去年年底抵达乌里雅苏台向政府求援，迫使革命委员会不得不决定两边一起动手，这才延缓了外蒙古这边的行动。
老实说，革命委员会对于唐努乌梁海的内情并不是很清楚，但倒是了解了一点，就是俄军进入该地是得到了某些人的邀请的。而向沙俄寻求保护，也是某些人主动提出的。作为唐努乌梁海大总管贡布多尔济假如对此一无所知，那就说不过去了，更何况对方直到被俄人撤了职位才跑来求援，就更让人心中存疑了。
不过，看在这是一个进入唐努乌梁海的机会，吴川也就没有就此前的问题追究贡布多尔济父子，而是下令张作霖部做好进入唐努乌梁海的准备。
正因为如此，对于中俄双方在唐努乌梁海的冲突，中央委员们是有心理准备的。只不过大家都没有想到，俄国人居然先和唐努乌梁海人发生了冲突。不管对方有没有携带武器，既然吴川已经一口咬定这是一群平民和代表着中国政府驻唐努乌梁海的官员，那么他们就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和官员了。
中俄军队爆发冲突和俄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上袭击中国平民和官员，这显然是两回事。因此没有那个中央委员会反对就此事件作出反击，否则就是在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了。
不过对于反击的方向，朱和中同宋云桐还是有着一定的分歧的，朱和中认为，“既然我们要反击俄国人，解救唐努乌梁海的同胞，势必要顺着西伯利亚铁路的方向西进，赤塔、上乌金斯克、伊尔库茨克这三处要点一定要拿下…”
宋云桐则反对道：“拿下赤塔，阿穆尔和彼得格勒的交通就几乎被断绝了，拿下上乌金斯克，俄国对于后贝加尔省的控制也被瓦解了，拿下了伊尔库茨克，则俄军只能退守托木斯克，这差不多就拿走了俄国中西伯利亚地区的一半和东西伯利亚的大部分地区。
这样的局面让临时政府怎么和我们和谈？那么接下来，革命军要打到哪里，才能结束这场战争？西伯利亚大铁路虽然给我们向西进攻提供了极大的助力，但是这样一条漫长的铁路，我们沿线要放多少兵力才能够保证这条铁路的畅通无阻？
这样一路撒辣椒面式的打过去，我们能有多少军队抵达西西伯利亚地区？我们要对俄国的入侵行动作出反击，但是我们没有打算和俄国进行全面开战，我们的力量和资源储备都不足以支持这样的大战。更何况，我们的力量越是远离东北，日本发起对我们的战争几率就越高。
因此，我建议，还是从黑河、瑷珲、同江等地发起反击，借此机会拿下黑龙江北面的各处要点，切断俄国同外黑龙江地区、滨海省的交通，然后再视临时政府的反应，再进行下一步的行动为好…”
见到其他同志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军事反击上，俆景魁不由皱了皱眉头说道：“我支持对于临时政府的入侵行动作出反击，但是，我们是否也要考虑一下俄国同志的感受？
假如我们以反击为借口，去占领了俄国远东地区，甚至是中西伯利亚地区，那么我们的行为和帝国主义以领土为借口发动的战争又有什么区别？
更何况，后贝加尔地区和外黑龙江地区的俄国人占据了8成，至少超过了100万人口，越是往西去，俄国居民的数量就越高。哪怕过去他们确实是入侵者，但是现在他们也已经成为了本地人。
假如我们不能在道义上占据制高点，这些俄国居民就会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感召下成为我们的敌人。我以为，俄国同志到时也会站到我们的对立面去，就像我们现在做的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