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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周学熙，也无法从英国人手中拿回开平矿务局，反而因为身边那些地主乡绅的出卖，连滦州煤矿都输给了英国人。
因为这些地主乡绅经营工业和矿业，首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为了控制市场。所以英国人给了他们一点甜头，这些地主乡绅就背叛了周学熙，不打算和英国人开展什么价格战了。
而对于革命委员会来说，土地改革也好，投资创建工厂、矿山也好，首要的目的是为了控制物资的流向和工业品对社会的供应量。再加上作为共和党及革命委员会的领袖吴川给同志们开了一个好头，始终没有在东北置办什么地产，而北洋这边则是由袁世凯自己带头在华北地区侵占大批土地的。
于是天津的资本家们几乎都选择了向革命委员会示好，因为革命委员会所主张的土地改革正是北洋政府所无法完成的，却是他们真正希望打破地主对于乡村垄断经济的开始。更何况，革命委员会在这场救灾中展现出来的实力及向他们采购的物资，都深深的加强了他们对于革命委员会的好感。
和北洋政府相比，虽然革命委员会向他们征收的税率较高，但是却也免去了那种地方上的不规范收费和黑帮分子收取的规费。从总数来看，反倒是革命委员会收取的税金更便宜一些，更何况革命委员会收了钱肯办事，比如修建发电厂、自来水厂及其他公共建设，这点上来说满清和北洋都是只进不出的货色，连天津商业区的道路建设，都要附近的商民自行筹款。
因此，夏阳做革命委员会派出的首任天津市长，也就担任了一年有多的市长职务，但是却极得天津市民的喜欢。哪怕是大水淹没了天津，天津市民都没有如过去那样指责当权者，而是咒骂上游的各县治水不利，特别是北洋官僚的不作为。
在杨以德这些天津旧官员留任的人员来看，眼下的天津除了被水淹了一些地方之外，总体上来说天津市民还是比较安定的，并没有达到要更换一个天津市长的地步。而在夏阳的努力下，天津市政工程的一期工程，南郊工业区的规划，都将会在水灾过去之后大放异彩的。
在这个时候把手中的职位交给别人，等于就是把胜利果实拱手让人了。如果是换做了他们的话，那是打死都不肯让位置的。
不过对于夏阳自己来说，这钟工作上的调动却并不在意。虽然地方上的工作让他颇有成就感，但是他想干的事业却不是这些。杨以德等人可惜的是，天津市长管理着大量市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经费，而夏阳觉得有成就感的却是收回天津租界和海关。
随着革命委员会在赴欧作战问题上的让步，协约国终于决定把天津租界和天津海关管理权完全的交给中国，天津各租界在去年交出了司法权和行政管理权后就剩下了一个空头名义，这一交还其实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但是英国人交出天津海关管理权确实是割了一块肉下来。
中国海关自从在辛丑事变落入了公使团的控制后，满清和民国政府都一直试图收回海关的自主征税权，但是几乎成效都不大，反而在辛亥革命爆发后连税银保管权都丧失了。
革命委员会通过几次博弈，从日本和俄国、德国手中收回了南满、北满和山东的海关管理权，这次再把天津海关管理权收回之后，就几乎收回了整个北中国的海关管理权。虽然根据和协约国的协定，中国政府在1922年之前应当保持当前的5%关税，但是在欧洲大战的影响下在，中国的出口总额已经远远超过了进口总额，出口新增长部分几乎都是革命委员会治下贡献的。
因此这次收回天津海关，对于革命委员会和中华民国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利好，这意味着整个中国北方市场终于可以形成一个对外受控制的市场了。当然，当前海关中大量外国职员的存在，还是一个相当令人头疼的问题。
海关的薪水和业务支出，1893年时支出为3168000海关量，但是在1916年就已经增加到了570万海关两，另外每年还有40万两的工程维修费用。至于海关收入，1898年年入22503000海关两，但是1916年时年入就达到了7500万海关两，其中革命委员会治下各海关就收入了3800万海关两，海关收入已经成为了中华民国最重要的一项收入了。
不过1898年，海关总共有895名外国员工和4223名中国员工。1916年时外国员工还有1192人，中国员工约为7256人。海关也被分为了三个主要部门：税务部、海务部和工务部。“洋员”基本都占据了海关中的高级职务，除了东北正在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态，其他地区的海关依旧还是洋人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