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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过去他们也同样被俄国的沙皇、贵族和资本家压迫过，哪怕现在革命委员会把他们从俄国的沙皇、贵族和资本家手中解放了出来，他们也没有忘记这种阶级仇恨。
于是，即便革命委员会下令禁止布尔什维江浙湖汉北克在境内招募中国人前往俄国参加革命，但也有不少中国工人还是悄悄的越过了国界线，在赤塔等地加入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国际志愿军。既然是国际志愿军，自然就不止是中国的无产阶级，还有着朝鲜和日本的社会主义者的加入，甚至连越南人都有。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也是因为东北地区现在已经成为了亚洲唯一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控制的地区，在东北宣传社会主义并不违背法律，朝鲜和日本的社会主义者现在都跑到了东北系统的学习社会主义理论和参加工人运动。
在俄国革命爆发之前，东北地区的左派力量已经变得相当的强大了，只不过在战争景气的刺激下，东北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期，工人、农民和资本家都不愿意搞什么政治，而共和党主导的革命委员会政权，通过了提高工人的工资福利待遇，用战争附加税控制资本家获得过多的剩余利润，又对农业的基础建设进行了大量投资以提高农业的生产力，从而缓和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
在这样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左派社会主义者只能在工人的教育上发出一点声音，其他方面的行动几乎都得不到工人阶级的热烈响应。
根据劳动和经济委员会的调查，1917年东北城市中一个普通的双职工家庭的月收入中间数大致在75-80共和元之间。男职工月收入中间数40-50元，女职工月收入中间数25-35元。
以五口之家计算：食物每月支出20.78元；衣服平均每月支出6.7元；房租（私人租房）每月5元；燃料费每月5.5元；其他支出每月5-6元。每月支出大约在42-45元之间，结余30余元。
一台普通的真空管收音机10-12元，一部自行车35元，一块欧洲进口手表45元，一台家庭缝纫机40元，一部松花江牌皮卡车710元…从这些耐用工业品的价格就能计算的出，哪怕是最贵的皮卡车，普通家庭花上三到五年的积蓄也能买的起了。
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大多数工人们自然就把精力都用在了经营家庭生活和自己的工作上，对于改造社会的政治活动就有些梳离了。按照某些工人们的说法，“革命委员会干的很好，我们为什么要上街游行？而且有吴主席盯着那些坏蛋，我们支持吴主席就可以了，干嘛还要整天待在房间里进行政治学习，有这时间陪女朋友去滑冰或看电影不好吗…”
和工人们对于政治学习的厌倦不同，资本家倒是积极的向党靠拢了。哪怕革命委员会颁发了严厉的战时附加税，但是通过合法的避税手段，比如加大投资以降低盈利等手段，还是让东北的资本家们积累起了大量的财富。为了保住自己的财富，他们自然希望能够和共和党结成更加紧密的关系，加入共和党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办法。
于是，当下东北的社会风气倒是相当的自由，左派和右派的言论并没有受到多少打压，但是双方谁也压不住谁。工人们虽然对于政治学习和政治运动是有些厌倦了，但是刚刚过了几天好日子的工人们倒是没有忘记阶级斗争，对于资本家试图参加共和党的行动还是充满了警惕，坚决的反对资本家加入工人阶级的政党，然后代表工人阶级出声的。
左派社会主义者固然不满意东北当前过于资本主义化的社会，但是他们也无法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上压倒吴川所主张的以经济建设为主的路线，就只能选择默默在工人群体中深入耕耘了。
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消息传来，总算是打破了东北有些沉闷的政治气氛，自然就有左翼社会主义者起来组织中国的无产阶级去援助俄国的无产阶级了。既然中国的无产阶级还没有觉醒，那么他们就向往着前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去打倒无产阶级的敌人去了。
这种左翼群体的暴动，就连吴川也是无可奈何，除了禁止他们在工厂内公开招募志愿者外，对于那些私下偷渡前往俄国的志愿者，革命委员会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把这些人扣留下来也只能教育一番就放了，无产阶级的政权总不能镇压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吧。
此时远在长沙的省立第一师范宿舍内，李润石正在阅读恩师杨昌济写给自己的信件，信件中杨昌济劝说他，“…如果你还是主张：应当一点一滴、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去改造社会。那么就应该来这里看看，这里每一天都在改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