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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提高了烟草、酒和娱乐上的税率。还有就是提高了遗产税和军工企业税，前者从1%提高到了10%；后者则增加12.5%的特许权税。最后就是对企业增收超额利润税…
根据有据可查的资料，美国1917年的国内江浙湖汉北税收大约是战前税收的两倍，超过了8亿美元。这虽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但是和财政部长麦卡杜最初想要的50亿美元，或是修改后的34亿美元，都相差的很远。
因此麦卡杜和威尔逊总统联合了民主党和共和党内的进步主义者，通过了1917年10月的新税收法案。这部法案的中心思想就是：通过高累进税税制，实现社会公正的理想。也就是美国进步主义者的理念，利用税收政策打击特权、腐败和财富集中，实施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计划。
这部新税收法案又和公债的发售形成了互相补充，国家税收是国家公债偿还的保证，而公债又是有利息的。也就是说，通过高累进税税制从富人和大企业身上收取的财富，再通过个人所购买的公债进行重新分配，那么社会财富的分配就会趋向于合理…”
宋云桐听的微微颔首，对于这位毕业于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科的公派留学生大为满意。杨铨字杏佛，江西玉山人，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与茅以升一道考入唐山路矿学堂，辛亥革命爆发后投奔了革命委员会，后为革命委员会指派美国留学，并担任了青年干部赴美考察团团长一职。
老实说，一开始党内及党外的一些人士对于吴川花费大量资金把工人、干部不停的派出国去学习、考察颇为不解。大家觉得，现在聘请了这么多德国人和美国人，已经花费了太多宝贵的资金，这些资金就算不用在武装军队上，拿去修路、修水利也能惠及大批的民众，这样花钱简直就是败家么。
如果不是这些资金大多是吴川自己筹集来的，如果不是吴川在国内革命的过程中几乎没有犯过错误，如果不是军队、共和党及革命委员会中无人能够和吴川抗衡，那么吴川提出的这些留学、考察主张几乎不会有多少人赞成。
不过现在么，随着从国外培训的工人、留学的学生和考察的干部的回流，他们所带回的新的组织方式、新的生产技术和新的思想，已经开始对革命委员会产生了良性的促进作用，这些看似浪费钱财的投资其实是相当值得的。
比如这位归国不久的杨铨，光是给他们这些中央委员们上了几堂课，就让宋云桐觉得思路开拓了许多。过去他对于财政工作，一半是出于吴川的指导，一半则是来自于实践，并没有进行过系统的学习，但是这两天听了杨铨的讲课之后，工作中的一些难题就豁然开朗了起来。
美国财政所遇到的问题，革命委员会同样也遇到了，而过去宋云桐主要还是依靠行政力量去解决，毕竟几千年来中国的传统就是用政治解决经济问题。这样的解决办法虽然不能说无效，但是后遗症还是相当大的，相当于头疼医头，脚痛医脚。
而对于一个尊崇自由资本主义的国家来说，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一些办法虽然看起来让某些人得利了，但是却比粗暴的行政手段要更有效，也更加不容易激起民众的不满。宋云桐想着，也许过两天自己应该向吴川要求，把这个人要到财政部来协助自己。
不仅宋云桐这么想，梁廷栋、朱和中等人也是这么看这批从美国归来的留学生的。原先他们还有些不理解，为什么吴川要让这批归国留学生给中央委员们上课。
他们当然知道从欧美归国的留学生都是人才，也是各部委所重视的青年骨干，但是他们对于让这些留学生给自己上课，心里还是有些抵触的。虽然大家现在都是革命者了，但是大家还是有些不自觉的认为，自己好歹也是中央委员了，让章太炎给他们上几堂课也就罢了，但是让一群还没有什么名望的年青人来给自己上课，就有些让小儿教导大人行礼的味道了。
袁世凯再怎么重视顾维钧，也不过是放在身边请教问题，让对方给自己出出主意，不会公开或闭门的让顾维钧给一班北洋元老上课啊。说到底，再怎么出色的人才，对于上位者来说也只是拿来用的，不会被视为同志的。
但是，有吴川亲自坐在一旁听课，并不把这些年轻的留学生视为可以呼来喝去的“人才”，那么大家也就只好把自己视为老同志，而视这些年轻人为小同志了。革命同志自然是没有上下尊卑之分的，只有互相请教长处的平等相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