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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国家建立更加直接、更加深远的关系。”
芮恩施这种对于中国的认识，是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是相适应的。虽然作为一名进步主义者，他反对帝国主义，但是作为美国人，他认为美国有义务帮助中国人走上现代文明，从而建立起由美国代表西方和东方打交道的新方式，而不是英国对于东方的殖民地征服方式。
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下，芮恩施担任驻华公使之后一直把美国的价值观输出放在了首位，也鼓励美国资本同共和党的合作。在共和党的配合下，芮恩施担任驻华公使的初期确实赢得了不错的政绩，他对于美国国务院的汇报中也意满志得的说道：
“中国人很关注日常生活的改善，只要有任何实际的生活好处引起他们的注意，他们就会毫不迟疑地利用它。毫无疑问，西方工业制度在中国的发展将会畅通无阻。电报已经融入中国人的生活；铁路在几年之内也将发展起来。制造业正在快速的发展，矿业也在进步。随着这种基本的经济生活方式的变迁，中国人的观念和习俗也将发生预期的变化。”
不过很快芮恩施就发现，中国人的观念和习俗并不是“将”发生预期的变化，而是正在发生快速的变化，这种变化已经超过了芮恩施的理解。出生于1869年的芮恩施，实质上已经经历了一个快速现代化的美国历史时期，从马耕到机器耕地，从油灯到电灯，从马车到火车，美国用了三十年的时间，把一片蛮荒之地变为了高楼大厦和工厂林立的工业国。
美国的这种工业成就已经超过了他们的欧洲同胞，这也是芮恩施所主张的引导中国进入现代化社会的底气。因为在他看来，不管美国如何向中国传入工业文明，以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中国社会也还是无法和美国的大工业展开竞争的，这也是美国所主张的自由贸易的基础。
可是现在看来，中国人对于工业文明的接受能力并不弱于西方人，而欧洲战争的爆发更是给了中国工业一个快速发展的机遇期。美国资本在战前的筹谋，因为战争爆发的关系已经完全破产。虽然美国的资本家们并不介意对于中国的投资计划完全偏离了方向，他们还是因此赢得了大量的利益。
只是芮恩施对此有些不同的看法，他觉得美国资本虽然赢得了利益，但是并没有对中国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到现在为止，东北的社会主流反而更加的偏向了工人阶级的认知，远离了芮恩施希望中国走向的共和民主之路。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东北社会就变得更加的红色了起来。
因此他这次前来长春，还是希望能够同吴川好好的谈一谈，就北京政府的组建和欧洲战后的中国外交方向，能够同吴川达成一个共识。
应该来说，其他列强的外交官拒绝参加东北的五一节庆祝活动，倒是方便了芮恩施和吴川进行谈话了。当下面的游行队伍经过的差不多时，吴川邀请芮恩施回到房间里坐下休息。
当两人在房间一角的沙发上坐下后，芮恩施便以闲聊的口吻向吴川问道：“您对于北京政府的组建是什么看法？现在这样拖下去，其实并不符合贵国各方的利益。我认为，消灭地主阶级这个主张完全可以在国会建成之后再讨论通过，而不是强迫各方先认同贵党的主张，再组建国会。”
吴川为自己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后说道：“不，我认为他们应该先认同我们的主张，再建立国会才是正确的。因为我们不能同一群谋杀犯坐在一起开会。
假如公使先生您稍稍注意一下每日的共和日报，您就会发现，并不是我们要消灭地主阶级，而是地主阶级正在毁灭这个国家。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不经过审判枪毙一名地主，但是南方的地主却仅仅因为有人支持土地改革，就对这些人进行了谋杀。
仅仅是我们的报纸，就已经收到了上百起，令人毛骨悚然的地主对于进步知识分子的谋杀，这还没有包括哪些地主对于乡村雇农的暴行。公使先生，我们不能让一群杀人犯派出代表，坐在国会中跟我们商议如何免除他们的罪行，他们应当获得的是审判。
就像贵国的南北战争那样，只有当奴隶主放弃了对于奴隶制的支持，他们才有权利派出代表维护自己的利益。我国的地主阶级如果不能放弃对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支持，那么我给他们的就只有子弹和炮弹，而不是国会的议席，那不符合我党的价值观。”
芮恩施沉默了片刻后，认真的说道：“我并不是想要为那些野蛮的乡下地主辩护，但是在俄国爆发了革命之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正在毁灭这个国家的上层阶级。也许列宁是一个圣哲，但是我认为世界并不需要这样一个杀戮俄国人民的圣哲。
我认为，我们应当有更好的，更加温和的方式去改变那些落后愚昧的传统制度，这也是美国的价值观念。但是现在贵国却在为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欢呼，这是一种极为危险的征兆。您不觉得吗？”
吴川吸了一口烟，认真的思考了许久，方才对芮恩施回道：“我也正在观察俄国的革命，对于俄国革命中某些过激的方式，我党并不认同。您看，我们一直都在接收从俄国逃入中国的俄国人，也一直努力的维持着远东的和平局势，但是某些国家却试图把东北也拉入到俄国的内战之中，这是相当的不合适的。
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我一向反对那些不道德的战争，比如俄国白卫军对于本国平民的屠杀，他们甚至连临时政府的支持者都不放过。虽然我认为某些打着布尔什维克旗帜的军队确实犯了罪，但是我也不可能去支持另一个罪犯去屠杀俄国人民。
正是看到了俄国内战的残酷，所以我必须要坚持本党的主张，要彻底的消灭地主阶级。只有消灭了这一阶级，农民才不会支持暴力革命。把土地分给农民，是避免中国成为第二个俄国的最好办法。中国工人对于俄国革命的欢呼，我以为这不算什么威胁，因为现在世界各地的工人都在为俄国革命欢呼，包括美国的工人。
共和党有能力控制住工人运动的上限，使之不会突破温和的示威游行，变为街头的革命运动。当然，为了避免工人暴动，我们就不能让一群反动派坐在国会的议席上，让他们找到革命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