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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松了口气，他们都不希望卷入俄国内战，所担心的就是和协约国正面对上。现在已经是1918年，哪怕是个普通的识字的中国人也不会对欧洲爆发的这场战争一无所知，更不用提专门派出观察员在欧洲观战的共和党了。
欧洲这些帝国主义之间爆发的战争之残酷，远远超过了中国人对于战争最为恶劣的想象，哪怕是被日本人不断念叨的旅顺之战，在索姆河之战、凡尔登之战面前也不过是小儿科罢了。索姆河战役第一天英法就伤亡了近6万人，而整个旅顺之战，日本人也不过才伤亡了5万余人而已，可那是足足329天作战中累积下来的伤亡。
有史以来，第一次工业国之间的全面战争竟然是如此惨烈，不要说西方人被吓到了，东方人也同样被吓到了，日本之所以不肯出动陆军，也是畏惧于欧洲战场上过于残酷的战斗。而这场战争也使得此前积极鼓吹向西方学习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冷静了下来，开始有人指出西方的文明也不是完美无缺，这场战争就证明了西方文明的缺陷。
不过对于共和党的高层来说，面对西方工业国发动的战争展现出来的巨大破坏力，大家觉得发展工业赶上西方工业国是第一位的，而排在第二位的就是在这之前不要和这些领先的工业国进行冲突。
吴川的视线从宋云桐的脸上掠过，他其实蛮理解这位主管财政工作的委员的心情，管钱袋子的人一般都不喜欢花钱，最好能够看到金库里的金银不断增长下去。而革命委员会的财政工作也确实不轻松，如果不是因为赌中了一战爆发，那么在黎明到来之前革命委员会就要先破产了。
只是革命委员会虽然赶上了一战，还清了不少债务，但是面对自己所推动的超前工业规划和袁世凯去世后的革命委员会地盘扩张，哪怕有着战争景气带来的高额外贸顺差支撑，面对不断扩大的财政开支，革命委员会也确实有捉襟见肘之感。
吴川心里对于宋云桐也是颇带歉意，对方能够支持自己过于超前的工业计划，也是承担了相当大的压力的，在没有看到工业所带来的回报之前，宋云桐也是要承担政治上的责任的。对于他来说，不管采取什么手段都是要发展工业化的，这是一切革命工作的目标，但是他同样不能保证自己所推动的工业计划就一定能够成功，毕竟工业化的过程中是需要不断试错的，哪怕你规划的道路是正确的，但是你不能保证下面实际工作的人真的能完成你的计划。
不过一旦熬过了开头，成功了第一个工业项目，那么之后的组织熟练度就会越来越高，犯的错误也会越来越少。吴川很快收回了略微的走神，向着各位委员们继续说道：“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谈一谈和平建设期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也可以和我刚刚向一些同志们提到的轻重工业和农业规划联系起来。
去年底以来，我一直都在强调，在这场欧洲战争结束之后，世界将会迎来一个10-15年的和平建设期，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工业化，从而在下一个世界动荡期到来之前建立起能够保卫自己的工业能力。
但是我强调和平建设期这个概念，并不是要求大家不顾一切的去避免战争，因为我自始至终都认为，和平是打出来的不是妥协出来的。
我们之所以能够享有现在的和平，是因为我们在1912年把日本军队赶出了南满，1914年把日本军队赶出了北朝鲜和山东，在1917年把俄国人赶出了北满。如果我们此前没能把日本人和俄国人赶出东北，那么我们又怎么可能和平的去建设它？谁会把数十亿美元的投资放在敌人的炮口下，只有傻子才会这么干。
为什么我主张要和俄国布尔什维克联合对抗帝国主义，除了意识形态上的需要外，重要的就是俄国是我们陆上边界线最长的邻国，而且俄国还是一个人口大国和具备初步工业化的国家。我国5亿人口，俄国1.5亿人口，日本五千万人口，俄国和日本加起来就是2亿人口，而全球不过20亿人口。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同俄国和日本交恶的话，那么就等于把世界十分之一的人口变成了我们的敌人，可如果我们和俄国建立起和平友好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一下减少了四分之三的敌人。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选择题。”
孟继周有些忍不住了，他抓住吴川停顿的间隙出声问道：“难道我们不能选择同日本人友好相处吗？和俄国人相比，日本和我国在历史上的交往更为长久，两国的文化传统也更接近，而且俄国人可不认为自己是亚洲人或是东方人，他们自认是欧洲的一部分啊。”
吴川摇了摇头说道：“是的，正因为俄国认为自己是一个欧洲国家，所以他们并不能赢得亚洲民族的真心服从。当然，在无产阶级的价值观下，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差异会缩小，阶级之间的矛盾会被放大，可这也不是重点。
重点在于，只要俄共布建立的是无产阶级政权，那么他们首先要解放的就是欧洲的无产阶级。因为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只能在最先进的工业国诞生。显然东方的农业国并不符合俄共布对于世界革命的首要目标。
但是日本不同，日本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效仿的是英法这些殖民地帝国。也就是说，不管我们现在如何同它友好，日本帝国主义的本性就是要通过向海外扩张来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的。所以我们对于日本的任何友好政策都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上，日本人打不过我们，只要日本人觉得能够打赢我们，他们就立刻会撕毁同我们的友好协议，这就是帝国主义的本性。
所以，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取决于两点，相同的意识形态和自身的国防力量，违背了这两个基础去谈论国家之间的友好，都是在沙滩上修筑房子，稍稍有点风浪都会垮塌。”
在吴川的解释下，几位感情上亲日厌俄的委员们一一沉默了下去。吴川这才把话题重新转了回来，“接着我们再谈一谈轻重工业和农业的规划问题，之前我在会议上确实说过，随着欧洲战争的临近尾声，我们需要对于轻重工业和农业的规划进行调整。
为什么我们要进行调整，因为随着欧洲战争的结束，海外市场必然会缩小。特别是重工业，我们还远不能同欧美的工业国相比较。拿钢铁业来说，1914年英国钢铁工人年均生产了44吨粗钢，而美国的钢铁工人是69吨，但是我们的钢铁厂，直到去年才达到人均39吨。我们钢铁工人的劳动效率只有美国工人的57%而已。
轻工业中人工占成本比例较大，我们还能依靠较为低廉的人工和欧美进行竞争，可重工业更注重技术和资本的集中，我们暂时还难以同欧美竞争。这就是我之前认为有必要对重工业进行调整，提高重工业部门的技术和扩大规模，以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