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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几位委员这么这么说，徐景魁便表态道：“宣传工作，我看李大钊同志很可以接手。只是我过去一直负责宣传工作，对于实务工作了解不多，我担心自己承担不起这样的重任啊。我个人的荣辱不过小事，要是坏了新疆、中亚的大局，这…”
宋云桐接话道：“这到不是什么难事，只要指派几个熟悉实务的承担你的助手就可以了。但是新疆、中亚的事务需要的是有人能够把住方向，党内能够始终抓住正确道路的，除了吴川同志也就剩下你和赵必振同志了，但是赵必振同志负责马克思列宁著作翻译小组和党的理论研究工作，他的工作确实是找不到人接替的。”
徐景魁望了宋云桐一眼，然后转头看向吴川诚恳的说道：“我服从组织决定。”
吴川想了想说道：“廷栋同志，你抽调几个得力的人手出来，景魁同志你再去政治学院内挑几个讲师和毕业生，先把新疆局的框架搭建起来。这次出兵我建议由叶声和任辅臣两位同志负责军事上的事务，景魁你和他们两人组建前指，大小事情你们三人一致即可执行，事后再向中央汇报，要是争执不下的事情再打电报回来请示。如果大家没有意见的话，这件事就这样定下了。”
宋云桐自然不会反对这样的决定，这也正是他想要看到的。各位委员们只是稍稍讨论了一下，就觉得徐景魁确实合适这个位置，也就附议了吴川的决定。
接下来，梁廷栋就发言道：“北京那边关于新政府的名单已经讨论出炉，耿谨文同志发来了一份名单，既然今天各位委员都凑在了一起，那么不如听一听这份名单，然后给出一个意见吧。”
各位委员们也很好奇新政府的组成，于是纷纷点头让耿谨文念出名单，耿谨文于是就翻开自己面前的笔记本念道：“总理：徐世昌，外交部长：颜惠庆，内务部长：孙洪伊，财政部长：周自齐，教育部长：黄郛，交通部长：周树模，陆军部长：朱庆澜，农业部长：阎锡山，工业部长：张静江，商业部长：陈友仁，海军部长：刘冠雄，司法部长：章士钊，水利部长：熊希龄，卫生部长：伍连德，海关总署署长：胡惟德。以上。”
在座的不少委员们听着有些哗然了起来，特别是孟继周听完很是不忿的说道：“这算什么？整个政府里面都是北洋和南方革命党的人，我们就分到一个交通部？这是不是也太谦让了一些？耿谨文同志在北京到底在做什么？”
梁廷栋看了吴川一眼，这才对着同志们解释道：“各位同志，这次新政府组建我们的要求是维持局面，不是要控制新政府。对于我们来说，多掌握或少掌握几个部门其实没多大区别，因为我们就不可能服从中央那些不合理的命令。
比如说，我们要是加入到了新政府中去，新政府要求军队国有化，财政、外交统一交给中央负责，那么我们究竟是接受好还是不接受好？我倒是觉得，现在我们不加入新政府反而更加自由一些，因为我们不必对新政府给出什么承诺，假如新政府颁发的政策不合理，我们完全可以直截了当的反对。
再说了，虽然我们没有加入新政府，但是我们掌握了对应政府各部门的各个委员会，在国会没有正式成立之前，这些委员会将会对政府各部实施指导。如果政府的政策没有获得委员会的首肯，那么政府的政策就不具备法律效力，这样我们虽然站在政府之外，但是一样可以牵制政府的决策。”
梁廷栋的解释算是释去了各位委员们的不少愤怒，吴川这才接着说道：“其实在我看来，这一届政府主要是起一个过渡作用，第一是从袁世凯修改的大总统制转型为内阁责任制，并重新恢复代议制民主。
不过我们应该知道，代议制民主这个东西，形式上要比封建王朝的专制进步的多，但是在我国这样一个连资产阶级都处于幼稚程度的国家来说，代议制民主实质上就成为了士大夫和皇帝共同治理天下的封建地主专制制度。
因为依附于地主阶级的农民不可能把选票投给地主以外的人，而我国又是一个农业人口占据九成以上的国家。所以没有人能在选举中赢得拥有农民选票的地主阶级。民国元年国会的乱象，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在打到了袁世凯之后，我们要是直接提出废除代议制民主，代之以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那么我敢断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必定不会支持我们，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和价值观。但是我们当前的主要对手是地主阶级，而不是其他的社会阶层，我们不能把其他阶层也推给地主阶级，因此我们就不得不向资产阶级做出一定的让步。
不过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忧，因为中国弱小的资产阶级还承担不起独立执政的负担，特别是在他们接受了消灭地主阶级这个方针之后，新政府和地主阶级就不可能妥协；如果他们敢同地主妥协的话，那么就等于是背弃了对于我们的政治承诺，我们也就无需再和他们妥协下去了。
其次，欧洲战争很快就将结束，按照帝国主义的本性，他们此前对于我们的一些政治承诺很快就会被推翻。比如交还长江以南的租界和各国在中国的一些政治特权，内水航行权，驻军权等等。
假如我们来组建新政府，就将面临着两个困境，向各帝国主义进行挑战，但是我们还没有能力把帝国主义从南方赶出我们的国土，因为南方的军阀身后就是帝国主义。我们不能把自己宝贵的力量扩散到南方的群山中去剿匪，在政治、经济、教育没有统一之前，南方民众是不可能响应我们的号召的。
另一个困境就是，向帝国主义妥协就意味着被广大人民唾弃，一个革命党在没有执政之前向帝国主义低头还情有可原，但是在人民的支持下赢得了政权之后还要向帝国主义低头，那么人民对于革命党的信仰就会产生怀疑。
孙中山此前发动二次革命不能获得人民的响应，除了人心思安外，就是辛亥革命时南京临时政府不能废除同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还试图出卖中国的利益给日本人，从而失去了人民的信任。
因此我们对于这个过度政府的期待就是：一是稳定住袁世凯之后的政局，先恢复地方对于中央的服从性；二是逼迫这个政府向左转，推动国内的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向协约国声索我国正当合法的权力，重新和各国签订平等的协议。
当这个过度政府失败之后，我们就将顺理成章的接过政权，建立起一个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权。我相信，到了那个时候，人民对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就没什么期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