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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和地主乡绅的代表决裂，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为以上这些人提供服务，没有了这些人也就没有了工作。虽然我们能够养得起他们，但是我们不可能如满清和北洋政府那样养着他们，那样只会让我们成为另一群民国新贵。
因此，我们想要真正的控制住这座城市，光是控制从外部输入的物资是不够的，我们还应当彻底的改革北京社会的各阶层，从而培养起我们的真正支持者。支持我党的，必然是工人阶级，只有建立起大量的工厂，把这些北京人都送去工厂中工作，让他们依赖劳动去养活自己，我们才能真正的掌握住这座城市的底层社会。
除此之外，北京内外城居住的这70余万居民，除了那些官吏、商人和有产阶级能够享受到自来水、电灯、电话和煤气等现代科技外，剩下的民众的日常生活出行几乎和上个世纪中叶没什么区别。
这些平民用不上自来水，他们还在喝着水车送来的水，挑水夫从城内各处甜水井运来水，然后穿街走巷的去卖，一分钱、二分钱或几分钱。
平民们基本用不上电，也用不起电，关外一度电不过几分钱，而北京城内一盏电灯每月要1块大洋。平民使用燃煤还要自己去城墙根边上挖黄土，然后弄回家和煤球才能做饭烧水…可以说，和东北的城市居民相比，北京的城市居民没有享受到任何公共设施的便利，也几乎得不到政府的任何帮助，与其说北京是一座城市，倒不如说这是一座无数地主庄园拼凑起来的大乡村。
所以，我们应当在北京建立起工业以解决北京居民的就业问题，只有给这些北京居民找到了事情做，我们才能够取缔这座城市中的娼馆、烟馆和赌馆，才能极大的减少城市中的无业游民和流氓地痞，才能削弱那些旧统治阶层在这座城市中的影响力。
而对于北京的城市改造，不仅能够极大的提升作为中国首都的城市形象，还能够消灭城市中每年流行的各种传染病，并提供给市民公共服务和工作岗位，这对于树立我党在北京市民中的形象是有好处的，也可以借此打击国民党的空口白话许诺…”
至于邵飘萍则更注重于对土地改革的关注，他说道：“当前的土地改革虽然进展迅速，土地改革使得半自耕农和贫雇农从租地所得不足一半，上升到了73%左右。
华北地区自耕农户在土地改革前的人均收入约为106元一年，半雇农收入约为人均52元一年，雇农一年的收入在40到50元之间。
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随着田赋的减轻，自耕农一年人均收入上升到了127元，半雇农和雇农则上升到了86-104元一年。华北地区过去一年向地主缴纳的约2.4亿元地租被废除，这笔钱都流进了农民的口袋，从而极大的提升了农民的积极性。
但是，在土地改革中还是出现了许多问题。一些问题是出在了地主身上，一些问题是出在了我们的党员干部身上，一些问题则是出在了贫雇农身上。
地主身上的问题，说到底就是对抗土地改革。当然，在我强大的军政压力下，敢于武装对抗土地改革的地主并不多，但是采用了其他办法明里暗里抵抗土地改革的地主却不少。
有的地主采用了财产贿赂或美色勾引我们下去指导土地改革的干部，有些干部并没有抵挡住这种地主阶级的腐蚀手段，从而在土地改革中站在了地主的一边，引起了群众的极大愤慨；
有的地主采取胁迫恐吓村民的手段，一边装作主动交出土地以博取土改干部的信任，一边则要求村民在私下给自己写欠条，以待日后追回这些分出去的土地，这让不少群众对我党的宣传开始不信任；
有的地主则采取自行土改的办法，要求土改委员会不要公开的批斗自己，而群众受惠于地主分地的恩义，也为其求情，认为既然人家已经主动的把地分给了大家，那么就不应该再去批判对方了。
至于我们党员干部在土改中暴露出来的毛病，除了刚刚说过的忍不住地主阶级的腐蚀诱惑，背叛了党和群众之外；还有些党员干部手段粗糙，直接把土地改革运动变成了对于地主的人身羞辱和殴打，甚至有人违背了党的纪律，采取了肉体消灭地主的方式，越过了群众自己独立完成了土地改革。
除此之外，还有的党员干部并不熟悉乡村的工作办法，他们到了乡村之后不谈如何进行土改，而是整天把农民召集起来开会，讲述马列思想和国外的共产主义运动。他们讲的口干舌燥激情蓬勃，但是下面的群众却听的昏昏欲睡，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最后就是农民本身的阶级局限，土地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放乡村的生产力，但是很多贫雇农都把土地改革当成了均贫富。他们不仅仅要求获得地主的土地和农具，还要求把地主的房屋、家具和浮财也一并分了去；而在某些地区地主土地并不够分时，贫雇农就干脆要求把自耕农的地也分了，这就引发了自耕农对于土地改革运动的担忧和敌视…”
坐在西郊民巷21号大院花园中的代表们，整整聊了一个下午，直到黄昏时才算把最近一段时间各人手中的工作和问题交流完毕。经过了这样的交流之后，这些代表们对于自己所担负的工作职责变得更为清晰了，而他们也从其他人那里获得了诚恳的建议或忠告，从而开始有所决断。
当这场座谈会快要结束的时候，耿谨文思考着是不是应当把会议记录抄写一遍给长春发过去，他觉得今天会上交流的这些事件和问题，对于共和党的地方治理来说是有着很大的好处的。
在耿谨文思索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已经忘记了上海虹口事件带给他的压力了。而王葆真等几人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似乎上海的问题在这里已经开始变得微不足道了，对于这些共和党和革命委员会的代表来说，眼下只有恢复华北平原的农业生产，加快这一地区的工业建设，竭尽全力的推动土地改革往全国的发展，才是当下的首要之物。
当周树模起身宣布会议结束，与会人员三三两两的起立告别离去后，邵飘萍走到了耿谨文身边说道：“这一次中央是真的打算宣布渤海为领海，还是只是想要迫使日本人退让？”
耿谨文思考了数秒后对着他说道：“主席的意思是尽可能的争取把渤海变为领海，假如列强不联合起来反对的话。至于让日本人做出退让，在保证京津唐地区的安全面前，倒是一件小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