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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另类，首先从“文”来说，这些黄州子弟，也学四书五经，也知各种典故，却不屑于吟诗作赋，视为无病呻吟，仿佛学了多年的经文典籍，纯粹是在吃一日两餐。
从“武”来说，日常锻炼方式，和寻常将门子弟截然不同，什么“深蹲”、“腹卷”、“平板支撑”，奇奇怪怪，然后说到战阵厮杀，常言“手铳回旋射”，“三段击”。
出身山东士族的房玄龄，常年和黄州子弟接触，所以对于这个群体，有最详尽的观察和了解。
这些人，虽然父辈出身微寒，没有什么郡望、阀阅可言，但傲气却不比山东士族、江南士族子弟差，这些年轻人那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不亚于关陇权贵子弟。
对于世家高门，没有丝毫仰慕之情，对于商贾并无排斥之意，许多人虽然弓马娴熟，却更热衷于火器，炫起富来，其花样之多，让人无言以对。
若以传统的眼光看来，黄州子弟“非士，非农，非工，非商”，却有兼有士、农、工、商的特征。
可以说是士、农、工、商的混合体，其父辈，多为武人、文官、庶族子弟、宗族子弟、商贾，相互间的联姻和经济往来，意味着利益纠葛极深。
以当年的虎林军诸将为例，他们自知出身卑微，即便功成名就，也知道高攀不上士族，于是联姻对象大多是同僚，或者荆襄各地庶族、宗族，又有商贾、小吏，以及自己资助的寒门学子。
这些庶族、宗族以及商贾、官吏们也相互联姻，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荆襄势力群体。
随着荆襄势力蔓延到两湖地区（洞庭湖、彭蠡湖）、两淮、岭南以及江南，河南，联姻的对象群体逐渐扩大，一个基本上以庶族为基础的庞大利益集团逐渐成型。
而黄州子弟，实际上就是这个利益集团的新一代，是既没有郡望也没有阀阅、父辈却身居要职，士农工商混杂的“怪胎”。
这样的“怪胎”，绝大多数山东士族子弟不屑于交往，江南士族子弟也敬而远之，关陇权贵子弟倒不排斥，但两拨人在一起总是有些微妙隔阂：
黄州子弟喜欢说海外，对海贸感兴趣，关陇权贵子弟于此就没什么好说的：毕竟对于关陇地区而言，大海太遥远了。
这些年，房玄龄目睹了各种“黄州怪现状”，对于黄州子弟这一群体的认识也越来越深，他知道天子一直在大力栽培这些黄州子弟。
所以再这么下去，一群“新贵”群体就要出现了。
这些“未来新贵”，虽然有父辈的荫庇，却多以军校毕业从戎或计划靠科举考试入仕，自幼接受良好教育，有见识，不鄙视货殖之术，家中多以产业获利，家财万贯。
这些“未来新贵”，继承了士、庶之别中庶族对世家大族的“怨念”，却不会如庶族仰慕五姓七望那样，以能和世家大族结亲为荣。
在他们看来，代表着过去的“世家大族”，其魏晋风流已经过时了，什么五姓七望，不过是连庄园都维持不了多少年、没有见识跟不上趟的破落户。
这些“未来新贵”，认为昔年那些闭门成市、自给自足的大庄园就该破产，所以粮价、布价长期走低没什么不对；无地农民与其给人做佃农，还不如进城务工。
工商业发展没什么不好，百姓背井离乡进城务工没什么不对，各地人口流动起来才好，只有这样，各地工场主们才能招到足够多的劳动力。
朝廷就该大兴海贸，对外扩张，组织中原百姓移民，如此来，才会增加商机，让更多的工场、商号从中盈利。
朝廷应该适当减商税，刺激商品流通，各地官府还要许以优惠政策，鼓励工场、作坊扩大产能，参与对外贸易，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养活更多的无地人口。
边疆无事可不行，不然没了抓生口的由头，官军若不方便动手，商团武装可以效劳，朝廷当然要对国内百姓仁慈，却没必要对番邦蛮夷施以好脸色。
夷狄畏威不怀德，所以直接用火铳和对方交流才高效！
房玄龄看着这几位高谈阔论的黄州子弟，忽然百感交集，这二十多年的所见所闻，让他对于未来的发展有些迷茫。
电报通了，日行千里的火轮船航行在江河湖海，各种蒸汽机械的大量使用，还有不需要官员、名士举荐即可报考的科举，时代真的已经不一样了。
等到这些“怪胎”（黄州子弟）成为新贵，把持权力，朝廷的既有政策再无可能变更，甚至会变得更加“激进”。
难道，士族的时代，就要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