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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继承大统。
三,因为兄弟不悌。
国难当头,梁国宗室不思御敌,反倒兄弟阋墙,相互攻伐,视手足如寇仇。
以上三条,但凡梁国宗室、官员做好一条,纵然佞佛导致国力衰退,又能有侯景什么事?
萧正德不开建康城门,侯景叛军急切间攻不破建康,就只能流窜别处,惶惶然如丧家之犬。
柳仲礼若不是作壁上观,侯景叛军又如何能够从容围困台城数月,以至于最后得手?
若梁国宗室齐心协力,果断合兵驰援建康,心中有鬼的柳仲礼面对宗室诸王,敢对建康作壁上观?
勤王兵马四面合围,侯景叛军不要说围城,就连自保都难。
臣不忠、子孙不孝、兄弟不悌,太清之难的发生,和佞不佞佛有什么直接关系?
实际上,梁武帝的“失”,在《板》、《荡》二文里就能找到“影子”。
二刘的总结,让大帐内气氛为之一变,数月来为“护教”多方奔走的萧瑀,对两位授业恩师的“仗义执言”几乎要喜极而泣。
然而就在这时,那个令他厌恶至极的身影又跳出来了。
太史丞傅奕作为史官,当然有资格在此时参与讲经论史,此刻,针对二刘的总结,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
他认为,梁国君臣、宗室在太清之难的表现是臣不忠、子孙不孝、兄弟不悌,就是因为大家沉迷佛教,只顾着修来世,无所谓今世的忠、孝、悌,故而行事肆无忌惮。
萧瑀立刻出列反驳,说佛教未兴之前,自先秦以来,中原就有许多不忠的乱臣贼子,赵惠文王饿杀父亲赵主父(赵武灵王)于沙丘宫,就是子弑父,大不孝。
司马晋的八王之乱,宗室相残,此为不悌,这都是佛教大兴之前就发生过的事,可见不忠不孝不悌之辈什么时候都有,怎么能怪到佛教头上?
萧瑀认为,若按照这种逻辑,后汉时张角利用太平道起事、晋时卢循利用天师道起事,莫非就可以认为,道教罪大恶极么?
眼见着便宜小舅子果然自己往圈套里跳,宇文温不由得扬了扬眉毛,心中念叨: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折腾了数月,话题再炒下去就要糊了,所以他今天设了个圈套,让崇佛的官员不由自主往里跳。
跳进去,再想出来的话,呵呵...
宇文温如是想,看向傅奕,却听傅奕高声说:“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
傅奕不回避萧瑀对道教当年“污点”的质疑,随后话锋一转,将道家“知错就改”后的成果,大概说了一遍。
道教有炼丹术,是修仙的“必修技能”,而现在,炼丹术早已经演变为“化学之道”、“物理之道”,无数炼丹道士作为实验员,在五庄观及许多新式道观里,日以继夜进行化学、物理实验。
许多道士,在各种实验事故中致伤、致残甚至丧命,但即便如此,其他人依旧前仆后继,冒着生命危险继续探索未知领域。
不事生产的道士们,用生命和岁月为代价,摸索出了猛炸药,摸索出了“三酸”、“两碱”,摸索出了许多化学制品、机械装置、技术工艺。
发明新式电报机的袁天罡,也是道家弟子。
这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东西,可以说,道士们用硕果累累的发明、发现,向皇朝贡献了自己的绵薄之力,竭尽所能为受国不祥的天下主分忧。
傅奕总结,说道教数百年前犯过错,如今已改过自新,是为亡羊补牢。
随后他反问萧瑀:那么,佛教能做什么?
僧尼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不似农、工那般从事生产,不如商贾能够货殖升利,不缴纳租税,不服劳役,又不能如道教那样研究实用技术报效国家。
眼下,除了不畏艰辛在南中教化百姓的白莲宗,佛门子弟好像无法为天子分忧。
傅奕认为,佛教于国于民没有多少功劳,却要求皇朝优待,当年在梁国,僧尼拿人钱财时笑眯眯,出大事了就赖梁帝误解佛义,一副死不认错的无赖嘴脸,现在又想来占便宜!
“不知回报、反省,只知索取、狡辩,吾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面对傅奕的嘲讽,萧瑀气得两眼发黑,胸口发堵,好歹意识到自己身处御前,而姊夫又疑似有越来越强的灭佛倾向,所以他压制心中怒火,为了“护教”挺身而出:
“陛下!僧尼亦可为国效命!为君分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