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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的，不会损害盐场的利益。
其次，因为晒盐法的全面普及，沿海地区各盐场海盐产量逐年快速增长，产量供应内陆地区绰绰有余，不存在腌制鱼和百姓抢盐的事实。
反方又提出新的质疑，认为朝廷降低腌制鱼销往内地的商税，这造成朝廷税收降低，换来的销售利润增加，却都进了商贾的腰包，如此损害朝廷税收的政策，怎么能实行？
对于这个质疑，支持者一方的参知政事，给出了一组组数字。
这些数字，是以这几年来海洋捕捞业的发展为事实基础统计出来的各类数据，经过一个个复杂的算式，根据数理统计的“预测”原理，得出了“沿途税收下降促进腌制鱼销售后，反倒给朝廷税收带来增加”这一让人诧异的结论。
算式一，用最近五年的各种渔业捕捞数字，“预测”未来三年渔业捕捞的产量。
算式二，用最近五年朝廷对腌制鱼的收税情况、各关隘统计的腌制鱼流通数量（桶），“预测”出随着腌制鱼的流通数量（桶）的增加，在不同税率下累计收税额的数字。
算式三，利润分析，根据近五年煤价走势，以及沿途商税下降后对腌制鱼长途运输和销售成本造成的“利好”程度，“预测”出税率下调到一定程度后，长途贩售腌制鱼的利润增加程度。
结论是利润明显增加，那么既然有利可图，渔船主们就有更大的需求增加捕鱼量，而在此基数上，根据数理统计的各类算式，“预测”出一个结果：
一旦朝廷适当下调税率、刺激腌制鱼的销售，从腌制鱼销售上收取的总商税反倒会增加。
这就是薄利多销的道理，无论是做买卖还是收税，道理谁都懂，此次这项议题的支持者，却依靠切实的数据和数理统计知识，用数据来阐述这个道理。
用数理统计的方式，靠复杂的数学算式，糅合大量数据并进行“预测”，这样的辩论方式已经超过了寻常官僚的应对能力。
幸亏有精通数学的翰林院大学士在场，又有国子监博士作为“顾问组”在场等候质询，经过一番论证之后，大学士和“顾问组”成员获得共识，向三高官官、拥有投票权的平章们确定，推算结果并没有什么破绽。
事实胜于雄辩，这项议题在投票中获得通过。
与会人员稍事休息，下一个议题开始。
宇文维城坐在位置上，心思却早已飞到九天云外，这几日他列席政事堂会议，按照“投票多数通过即通过”的原则，没有干预决策，熟悉了新制度下政事堂会议的决策流程。
还目睹了谏议院、翰林院、枢密院出现后，对政事堂会议造成的影响。
等到四年后谏议院满员，届时参与政事堂会议的人员，不算跑腿的小吏，应该有一百二十四人。
这一百二十四人开大会“吵架”，正、反两方渐渐泾渭分明，迟早会演变为党争。
党同伐异，对人不对事，相互扯皮，内耗也来越严重....
利益集团、官僚、勋贵吵成一锅粥，皇帝正好居中裁决，这倒不失为一个保证皇帝超然地位的办法，但是...
既然各方利益集团的代表们，可以通过政事堂会议博弈决定国策，那么他们可以私下里进行利益交换，从而相互妥协，实现事实上的操纵国事。
那么，皇帝一旦软弱无力，岂不就被变相架空了？
满朝文武拉帮结派，结成朋党，党同伐异，相互攻讦，朝野内外乱成一锅粥，皇帝该怎么办？
换做我为天子，大概能控制局面，可儿孙呢？
这就是宇文维城此刻心中冒出来的念头，让他不寒而栗，他实在想不明白，父亲不应该看不到这样的发展前景，为何还要如此安排。
莫不是认为，只要各利益集团相互制衡，就可以高枕无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