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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彦和田宾在那个孩子面前了解情况的时候张海与宋子悦并没有跟着前去，只是在午饭的时候去了竞技场附近的茶馆。茶馆不是为了喝茶也不是为了吃饭。新军主力部队内部从上到下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能不去非体制内酒店饭庄一类的地方就不去，尽量自备干粮。张海等人微服也是这样。因为按照队伍内的推演，新朝夺取天下以来得罪的人有很多，恐怕超过除了当年蒙古人之外任何一个汉人王朝。如果有那种随便在外面吃喝的习惯，被某些“敌对势力”危害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张海等人听了听经过指导性培训后的新艺人说书的情况。
旧的说书艺人，其实就同当代绘画等很多文艺行当一样在张海看来往往缺乏一种创新能力，同后世单田芳等人差距悬殊。他们讲的过程更多的是一种“熟练工”式的讲故事，而不像是后来有些评书那样有了很多“演艺”“评论”的成分。话本在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文人们的直接创作。
经过很大程度上的遴选外加指导性培训之后，这些功底本来就不算低的艺人大多掌握了“评书”同“讲故事”的不同，通过更广泛的经验交流与相互学习，水准也大幅度提高了，不少人开始识字。这样就能够在每一讲之前最大限度的熟悉要讲的剧情，更能时常的熟悉话本，也给了“自由发挥”很大的空间。
经过新朝机构一定程度上的文化培训，再加上这些艺人中不少本来是全国各地中的优秀人才，一时间原本因为文娱项目众多书籍出版也不算差，听书的人并不算太多的南京各茶馆也往往挤满了前来喝茶听书的人。再加上这些说书人有了新朝体制内的编制，议价能力也大幅度提高。虽然从前来听书的人那里每天未必能从每人手里收取几文钱，但如果加上店家的分成，一般水准的说书者，全天折算两场再加上提成下来的收入平均就能有近千文之多，再加上说书本来就没有太大的资本投入，千余名说书艺人每年能够上缴的净利就有十几万千文。当然，如果同投入庞大的出版，竞技赛场，剧场等方面相比，因为人们对这类行当的低端固有看法很难短时间内改变，还不是那种几十上百万两收益规模的主流产业群。
新朝内的新剧评书有个规矩，那就是如同毛时代的红色文艺一样很少直接以领袖或重要开国将领为角色。因此当张海仔细听那茶馆里的说书人所讲的故事的时候才了解到这是一部根据《闪闪的红星》融合《小兵张嘎》中的不少情节新创作的有关一位金色英勇勋章获得者少年侦察精兵的故事。原型其实就是田彦田宾两兄弟。
褒扬穷人及社会底层，直接脸谱化的贬低富裕群体以及某些阶层在旧时是绝对要犯禁的，纯属找不自在。不过在社会底层待遇大幅度改善的京师，却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并且也不会影响到多少收入。
因为听说后世不少高水平的评书，因此这里的评书并没有引起张海的多少兴趣。而宋子悦等人知道自己身为亲卫军官又负有保卫职责，也不敢把注意力全集中在那些说书人的身上。像茶馆里一些新军主力部队或者体制内中高层的人物们一样吃完了自带的“干粮”之后，宋子悦想到了田彦和田宾等人，想说些什么，可由发现这里耳目众多，实在不是讨论正经事儿的地方。
张海从茶馆望着不远处的竞技场的时候忽然也一时砰然心动，不过思虑再三还是决定放弃在这种场合下逞能。倒不是害怕在比武或比试中出了意外，以自己现在的能力即便不参加比武也至少可以在射箭，标枪等几个军体项目上有望夺冠。不过如果那样做，认识自己的人就会太多，对于今后的微服也是极为不利。
于是张海便向宋子悦问道：“下午的时候我们同李峰等人一起去看看有什么项目。比武类的单项上，你觉得我们亲卫连中的少数精干之人比如在那些项目上与你接近水平的战士如果参加，能够拿什么名次？”
宋子悦想了想后回道：“近战比武的事情我不好吹牛，天下那么大，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过凡是指标可以量化的，就我从新华报上的文体版看到的那些消息，比如我们队伍里曾经训练过的射箭这项目。我们亲卫连的战士要是全部参加，完全有保障夺取前十名或前百名以内一半的人数。像我这种水准的，第一名不敢说，前十名毫无问题。不过如果师傅这样的人参加从比武格斗到箭术我觉得那就都没有悬念了。”
两宋时代民间弓箭射盛行，乡兵往往多少也有些训练习武的底子，而且那时候很多花哨的“舞术”还没有发展起来，着实有不少弓箭高手。仅仅是因为赵家乃至文臣对武人的过度防范等种种问题才使得宋虽有强兵却在军事上并不强盛。而元代以后的明清时期随着“舞术”发展伴随的是实用武技的大幅度下降。再加上“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不少精锐高手在战场上或是乡间的清洗中战死，明末之后的新朝初年民间武举前几十名水平的人物也不过勉强能开一石二斗弓射八十步靶达到一定命中率，类似以前新军主力部队弓箭手经过一定选拔及两年严格训练后的水平而已。
其他有些体育项目，顶级水准不过类似后世国三达标水平，相比后世的专业体育运动差距悬殊。不过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吸引力了民间的参与者，毕竟不论是足球又或者竞技比武等，改朝换代的大乱之后民间不少人都是刚刚起步而已，专业和业余之间还没有现代职业体育与业余那么大的鸿沟。京师民众最重要的精神生活，除了读书看报听书之外，就是着观看竞技赛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