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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转眼间就到了六年半以后。
新朝二十年的春节渐渐临近了，张海却没有再像刚刚西征回来之后那样如同荒废青春一般的闲暇下来只同家人休闲娱乐，更不是像过去那样主要在西院里依靠那些刚刚成熟起来的孩子们一起主要在文件之中执掌天下，而是有了条件可以随时的往来于南京城内的各部之间。身边的亲信也大多不再是当年上过战场的功臣宿将，而是新朝开国以来新培育起来的一代年轻人中的可靠者与佼佼者。经历了不少事情和风雨之后，尽管张海多少有些惋惜，当年西院里的小女孩们除了十来个人以外大多在李千兰那件事之后主动选择了出家退隐，不再让张海为难。长久以来，家奴之外“缺乏可靠而可信的人”这一自古以来的君主政权所面临的根本障碍终于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如果说以前的新朝是变态的古代政权，那么如今则已经向近代水准的政权演化了。
因为没有“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还有其他更优秀的政治势力竞争，新朝的“青年团”在很大程度上要比近代蒋政权时代的“三青子”更为广泛，也更为巩固。
宋子悦、长大后的小慧兰也都纷纷离开了西院，在外面成家立业。当年的石垒、马辉、刘栋、王新盟等宿将重臣大多还担任要职，但是各部门的权力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需要这些当年的亲信事毕躬亲似乎如君主一般忙碌了。
张海虽然没有像起事的时候乃至天下刚刚统一的时候那样愤世嫉俗，但也没有太多的软弱。在新兴权贵婚姻原则上，坚持曾经的“帝王标准”，那就是：凡州府以上正职干部、西征以前的营职位干部、英勇勋章获得者等功勋世家及其直系子嗣们的婚姻问题必须经过中央调查组的审查，原则上禁止所谓的“门当户对”
反对“门当户对”也成为新朝十三年之后在全国范围内的一场“反对旧时代家族主义”的文化整风运动。
尽管从平等主义的现代自由婚姻的角度上看：在自由婚姻的时代，夫妻两人的家世背景乃至收入地位大致相差不远更有利于相互制衡心中的贪念恶念，更容易形成比较良好的家庭环境。但是在此时的新朝，张海却并不认为题几句崇尚家庭但反对家族主义，根深蒂固的旧时代影响就能被迅速破除了。
张海并不反对所谓的“阶级固化”，一个“阶级固化”的社会从原理上说给社会带来的负担明显要比“自由发展型丛林社会”轻的多。就像贵族势力强的欧洲反而长期能够维持比传统中国或美利坚更小的贫富差距和更和谐的社会一样。但是如果这个所谓的“阶级固化”是建立在精英权贵阶层的能量不断壮大的基础上的，那么显然就会成为严重的问题了。如果不像老毛或斯大林那样定期“运动”，而是从规则和制度上入手，那就只能要求一定范围内的“权贵阶层”在婚姻问题上必须吸收“下层血液”，甚至不论男女均要求“吸纳无产者和无背景者”
如果是一个寻常的旧式君王，就是像汉武朱元璋那样的都未必能管的了这种事。但张海并不是这一类没有特别依靠的传统君王，在从文化宣传到暴力机器的强压之下，尽管不少地方上都在想着办法通过远亲打擦边球，但是毫无疑问：新朝从上到下的整个统治层曾经刚刚显出一点儿苗头的新利益集团形成的速度被大大的打压了。加上同其他王朝并不相同的是第一代骨干从起事的时候开始就有意选择那些年少孤儿至少是没有太庞大宗族背景的人，这些都导致新朝的新利益集团虽然还在形成之中，但规模却远远小的多，仅仅如一些官僚一般体现在一般的商政“盟友”式的关系上，就是张海的第一个子女张慧兰也并不例外。
张海没有耽搁张慧兰的婚事。在新朝十七年那年，小慧兰刚满十六岁的时候，在张海的安排下张慧兰就与新朝最高学府火炬学院的一名从京学毕业四年的杰出年轻人陈征成婚了。对于这种“包办婚姻”，虽然闲书上往往都描述的棒打鸳鸯一般，但即便是在家族主义的影响力衰退不少的新朝。对于父母安排的婚事，大多数传统中国人还是选择接受。就像张海前世的家乡河北保定在新中国刚刚解放的时候虽然很多干部受新文化熏陶多年，但是对于“父母之命”多半选择遵从。基督教文化影响下的后世现代大多数国外也包括二战战败后的日本在内，都已经确立了“个人为主”，“小家为重”的原则。自己的配偶和子女原则上重于父母乃至上一代人。可是在“三十而立”的中国，大多数情况下父母的恩情是仅仅认识几个月到几年的配偶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的。“先救谁”这种问题也根本不会在这个未受西方化影响的时代存在，因为答案豪无疑问。
抱着底层出身的本能警惕，张海为张慧兰所选择的陈征并不是一个看起来完美无缺的“五好青年”，而是一个专注于经济调查、哲学研究的学者者型青年，而在人际关系以及言谈举止方面却并不十分擅长的典型“中国式知识分子”。陈征当然也有优势的一面，那就是在文章方面有这最典型的“新朝思维方式”，并且从文章上的文风上来看完全不像是一个内向的学者。
“壬午年转眼间快要过去了。从前年到今年，陕西、河南、甚至浙江都是一连串的大旱，不少地方的蝗灾水灾也不消停。年景甚至可以说是新朝立朝以来最差的一年，不知道今年的经济形势大致如何。。。”通往中华书局的路上，张海与陈征独自在一起的时候，稍稍谈起了有关新朝十九年年景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