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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污水，变成辫帅的一丘之貉呢！然而，人们不能漠视这样一个铁的事实：民国虽然以武昌起义为首功，但毕竟最后以和谈解决南北统一，和平过渡到所谓的共和国，其舆情并不乏民主与宽容的氛围，因而人们在当时最激进的报刊上仍然可以看到满清遗老们的酬唱“文苑”栏目，从政治上剥夺旧政权的存在并不必然引申出在文化上限制其应有的怀旧表达。因此，就张勋之死，也有不少民国权要表达了他们非常复杂的感情。当过民国总理的钱能训，赞美辫帅“千载凛然见生死，九庙于今有死臣”。“九庙”自然不是民国的故事，说的是张勋刷新了清朝忠臣的典故，也是别有一番深意。
就旁观者来看，辫帅之死，显然使人们极为容易联想到民国与清王朝的对比。由北洋军阀统治的动荡时局，挂的是共和的羊头，卖的军阀独裁的狗肉，草菅人命的丑恶比比皆是。想想有一个皇帝撑着天下的好处，至少也可享受一份生活安定的浩荡“皇恩”，在共和制度下的公民兴许对王权时代的臣民又多了一份眷恋与怀旧。王雨辰的挽联在一定意义上就刻画了这样一种社会转型期存在于民众中间的矛盾心理：“江西只有两个人：不幸李烈钧败亡！更不幸这位大帅死亡矣！这怎么得了呵；在下要问一椿事：是从清朝好呢？到还是活在民国好呢？咦，恐怕难说吧？”当然，任何一个人在历史的车轮下都不过是一个个小块垒而已，承载着有限的贡献，要想阻挡前进的步伐，也是螳臂挡车，高估了个人的能量。
作为一个江西人，张勋之死也结束了江西旧官僚们许多不切实际的梦想。张勋复辟队伍中有一部分江西骨干分子，如刘廷琛、万绳栻、叶椿泰、魏元旷、李其光等。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曾经抱怨江西人在陈孚恩（肃顺死党、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之后，再也没有出现重要的政治人物，因而极力鼓吹张勋复辟，并且再三向辫帅推荐刘廷琛、魏元旷等参与机密。胡思敬与刘廷琛不仅在晚清同为京官的乡谊旧好，而且还是儿女亲家，他在辫帅死前一年先去世，辫帅送了一幅挽联给这位乡邑旧交：“忆见交在徐兖之间，伤哉十年真长别；虽一去为朝野所惜，自足千秋有立言。”假如胡思敬死在辫帅之后，他的悼亡诗又会抒发什么样的悲哀呢？李其光致信辫帅重复胡在《国闻备乘》中的观点，认为“清待赣人薄，赣人报独厚”，张勋不以为然，反而回信责其“山林载笔宜慎”，并“以复辟之役，力薄任重，引咎自责”。杨增荦也是晚清一位京官下僚，清亡后回到老家江西新建赋闲，张勋之死，他送的挽诗也表达了江西遗老们的内心共鸣：“吾赣节义邦，所传多文士。直到有明季，觥觥说刘李。如公任綦重，又非二君比”。从北京宣武门外江西会馆发起的复辟，并没有给江西官僚系统创造一个惊奇运数，遗老们最后一线希望也因此而破灭。刘廷琛、叶椿泰客死他乡，万绳栻“参谋长”一直追随溥仪复辟逆流到东北建立伪“满洲帝国”，更多遗老的则是蛰伏山林，忧忧以终。
张勋之死，使不同身份的人们体会到自己不同的人生境况，顾影自怜，难免要借题发挥一通，形成一股与当时社会主流文化完全不同的文化意识。说它是复辟逆流，显然有棒呵之嫌，“擎天柱”辫帅之死已将遗老遗少们内心仅存的一线希望都彻底破灭，只有郑孝胥那一小撮没有赶上丁巳复辟头筹的遗老，还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更多的人们也许从愚忠愚孝的辫帅身上看到了一种文化传统的终结。早在辛亥起义时，阎锡山为殉清的山西巡抚陆钟奇父子厚葬，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我确以为事是事，人是人，革命是历史，忠贞是人格。陆抚之坚贞，谭协统（镇德）之忠勇，亮臣公子之勇毅，均足为我们敬佩。吾人不能以革命的事业，抹杀他们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