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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赵兴的银行业倒是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以色列人是天生的银行家，赵兴只是提了个想法，然后借职务之便，帮他们在密州、杭州、扬州与东京汴梁城开设了几个点，这些以色列人立刻像寄生的藤蔓一样，依托赵兴的物流业，迅速发展起来。如今他们已经把银行开到了交趾与倭国、高丽，成了一个跨国结算的机构。
做什么生意都没有印钱来的快，仅仅依靠钱息，赵兴已经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这让他的身家越来越丰厚起来，高俅约略知道一点内情，如今听到连赵兴这样身家丰厚到无可想象的财主，也开始考虑储存粮食，他不禁一阵阵脊梁骨发寒，禁不住问：“离人，情况真的严重到这份儿？我刚才还在想，杭州地力肥沃，这土地种红薯可是大亏，种稻谷才合算，难道……”
赵兴突然截断高俅的话，问：“最近你收红包收的怎么样？”
高俅坦然的一笑：“那几个红包，我倒不十分在意，衙役们吝惜那几个小钱，我都分给他们了。”
高俅还想继续刚才的话题，但赵兴话题再一跳，感慨的说：“多少钱才是够？朝廷发给他们的俸禄不薄呀，炭薪钱，节钱、赏赐钱、置衣钱、车马钱，这些钱加起来，养活一家二十口都够了，怎么还想钱？多少钱是够？”
高俅尴尬的一笑，他无法回答。
这时传统，现代被称为“官场潜规则”，一个平民百姓寒窗苦读若干年，好不容易“出人头地”——也就是做了官，怎么获得别人的尊敬，寒窗苦读的人认为最受到尊敬的就是金钱，别人不给他塞钱，他就以为是不尊重，所以，无论他的薪水多么丰厚，依然必须收百姓孝敬的几个铜板几个铜板的“敬意”。
这些敬意都划有各种名目，比如说叫“炭敬”、“节敬”、“年敬”——不如此，不足以体现他们对学习的刻苦！
赵兴话题再次一跳，说：“好吧，他们想钱，我就让他们一次拿个够——原本我不打算做这事，但现在看来不得不如此，乡里乡亲的，收老百姓的‘门敬’，何其容易？你把衙役都叫来，我有话跟他们说。”
衙役们听到赵兴打算给他们找点钱，纷纷赶了前来。原本杭州衙役是三班倒的，这一刻他们到的很齐全，连夜班的衙役都赶到了。
望着一个不落的衙役队伍，赵兴不得不感叹，金钱的诱惑真是无可抵挡，在宋代这种通讯状况下，那些在家不当值的衙役居然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超越恶劣的交通限制，一个不落的赶到了现场。
“诸位都听说了吧，近日我大宋四处冒出玻璃作坊，现如今，玻璃卖的很是红火，我手里有一份玻璃配方，便为大家寻找一个财路。
据我所知，密州团练里面有两个工匠师傅，会摆弄玻璃这玩意，知州大人（苏轼）还担任两浙西路兵马钤辖知杭州军事，我便动用知州大人的官印，从密州将这两个玻璃匠调到杭州，由这两位玻璃匠做师傅，开办我杭州府衙所属的玻璃作坊。
我计算了一下，开办一个中等规模的玻璃作坊大约需要一万贯，此外还需要场地、人手。场地一项，我听说杭州职分田很丰厚，每人都有数十顷，甚至上百顷。我们且拿出来十顷地盖作坊。杭州地处港口，制玻璃用的料可以直接海运，货物也可通过大运河四处销售。
所以，我们便以一万贯资金做投资，占50%的股本，杭州团练出牢城营，以杭州监牢里的健壮囚犯为劳力建设玻璃厂，算20%的股份，府衙出官田，占10%的股份。两个玻璃老师傅，每人各占一成股份。
这座玻璃坊动用官田，动用团练，总得算来，也算是府衙的官产。此事运筹在我，我出五千贯，算是掌握25%的股份。剩下的五千贯算25%股份，也就是五千贯资金，由县衙的各级官吏衙役认购。每人出多少钱，由你们自己衡量财力，一个铜板不少，一千贯钱不多。但出多少钱，我们到时候按份额分红……
除此之外，各位的职分田都交出来吧，我打算试种一些新物种，每年但有收益，我和你们三七分账，我三你七。我的七分里还要拿出四分，分给种田人，所以最终的分账法是你我各三，总共六分，我们与种田人四六分账……”
赵兴又简略的解释了一下他刚才说的几个新词，然后留给大家去思考，自己跟高俅走到一边喝茶聊天。
他原本以为，五千贯庞大的数额会让人心存怀疑，但他没想到，玻璃的诱惑实在大，大家听说是要制造这种神奇玩意后，不一会，五千贯的额度已经认购满了，争执一番后，最终商讨的结果还是按照中国传统的方式处理——按照级别，分配股份。
玻璃这玩意在中国从来就是高科技技术，即使在现代，清澈透明的含铅玻璃也被叫做“人造水晶”，它不是以玻璃的价格出售的，而是以珠宝的价格来衡量的。
今年一年，大宋朝冒出十几个玻璃作坊，他们的产品最终还是按照珠宝的路子走高档路线，并没有像赵兴预期的那样，普及开来。所以，思前想后，赵兴觉得有必要将玻璃的暴利削薄，是它逐渐走向平民化……
前不久，他捐献玻璃器皿的事情，曾遭到苏轼的强烈反对，也让他认清了这点，所以，他干脆利用官方的力量，把玻璃这项旧石器时代的技术彻底做廉，令它廉价到平民百姓用得起。
宋代有官窑，还没有官方玻璃坊，赵兴这里要办的就是大宋第一个官办玻璃坊，这次，他把全杭州的在职官吏都绑在了一起，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团体。
至于玻璃坊具体股份分配问题，赵兴没有参与争论，当然，他一下子占去了25%的股份，其余的官吏也不想他过多的参与，只是因为主意是他出的、工匠是他找来的，配方是他掌握的，大家不好要求他削减。
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各地属官按照职务级别划分好了出份额，由于这一企业带有浓浓的官办气氛，所以赵兴也顺理成章规定：官员一旦退职，必须强制出售自己的股份，而后给新官腾出空位……
这其实是项“廉政公约”，通过这一官办福礼机构，他将全杭州的官员绑到了一起，使得官员贪污成本直线上升——一旦官员因贪污去职，那么强制出售的股份，很可能以地板价被后任官员接手。
杭州官员热火朝天的讨论着分红方案的时候，高俅拉着赵兴悄悄走出衙门，他把赵兴领到一处农田，指着遍地的庄稼，不依不饶的继续着他刚才的问题：“离人，你说，杭州明年还会大旱吗？今年冬季会不会也像去年一样，雨雪不正常？”
田地边停放着几个龙骨水车，水车正由几个农夫踩踏着往田里灌水，旁边几个灌好水的田地里，几个农夫正推着秧马往田里播种着冬麦。
这龙骨水车赵兴知道，日本人说是苏轼发明的，并且认为龙骨是现代工业传送带的始祖，因而苏轼也应该是现代传送带之父——对日本人这一说法，中国历史学家很不自在，他们认为龙骨水车不是苏轼发明的，但因为中国专家可信度太低，所以他们的话直接被日本人无视，也被国际社会无视。
不过，在那场争论中，赵兴倒是是私下里认为，或许中国专家撒谎率高达99.99%，但关于龙骨水车这事，很可能他们说对了……但这不关赵兴的事，他没兴趣去追究。而当时的大宋，确实认定：苏东坡为了帮助杭州抗旱，划时代的发明了两项农业技术——“龙骨水车”与“秧马”。
苏轼发明的秧马并没有流传到后代，甚至连图纸都没有流传下去，只是杭州县志以及宋代的一些书本中，记录了苏轼看到杭州老百姓插秧时弓着腰，很累，所以，这位博学多才的制科状元特地了这种可以令人直着腰插秧的工具。
赵兴不知道后世关于秧马的争论，他现在看到的秧马是一个类似鸡公车似的装置：独轮，农夫推着它在秧田里走，鸡公车前方像鸡头一样的装置在泥地里一磕一磕，每次将两个尖嘴插入泥中，总在车轮两旁留下两颗秧苗。
远远的，赵兴看不清鸡公车的具体装置，他站在那里喃喃自语：“应该是轮毂式履带装置，每根轮毂里夹着一根秧苗，推动秧马，轮毂将秧苗送到两侧鸡嘴……功效并不太高，事先还要把秧苗分割好，速度甚至不如手插秧，但有了这东西，妇女儿童等弱劳力也可以整天插秧——尤其适合弯不下去腰的老头老太太。”
高俅引领赵兴来到农田，原本是想让赵兴看看杭州的复播情况，没想到赵兴冲着田里的机械装置念念有词，他赶紧打断了赵兴的走神：“离人，今年虽然天旱，但我杭州却没有饿死多少人，秋收过后，十乘十的田地都复播了，除非今冬还像去年那样雨雪不规律，否则，明春我们只要收获一季，杭州无饿警矣。
再者说，今年收成不好也没什么，苏公已经上表朝廷，请减免杭州三分之一漕粮，约有二十万石，加上你运来的粮，以工代赈疏浚西湖，这样一来，百姓可以轻松熬过这个冬天，明春无论收获多少，总够他们吃到秋末了吧？难道明年雨水还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