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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尤其是此时的湖南等地并不是腹地，一定程度上属于边疆，有大量山民、夷人活动，经常越境劫运，还有梁山泊这样的好汉抢劫，所以大型纲运船上，往往有军事力量存在，同时宋朝官府比唐代要人性化一些，不愿意大规模动用民役饶命，军人地位又比较低下，所以文人建议由军人押运。后来慢慢还将其视作一种对军人的仁慈，因为军队冗员极多，军官吃空饷，喝兵血肆无忌惮，底层士兵生活困难，通过押运纲船，士兵可以得到一份工钱。
到了宋太宗手里，更是直接遣军官押纲，取代了过去的富户作为纲吏，包赔损失。以免民户镇不住押送的军人，被他们偷窃纲货，最后富户大量破产。从唐代到宋代，纲运逐步从民间转向了军队手里。
但这只军队是不负责打仗的，他们称之为漕卒、舟卒、纲卒、运卒、运兵、挽舟卒等名字。由于宋朝皇帝很乐意养兵，早在宋太祖时代，就将扩军看做是一种政治智慧，每每发生灾荒之后，就招大量流民当兵，以免流民变乱。这些军队基本上不可能打仗，却代代相传，滋生了庞大的地方厢军群体，漕卒也是这样的群体。为了解决这些冗兵的生计，又不断鼓励官府纲运只雇佣漕卒，渐渐官府纲运中，漕卒比例越来越高，最高的时候高达七成以上。
不过宋代经济发展更快，乃至渐渐的漕卒不够用了，大量民间雇工又登上了漕船。到了仁宗时期，发展到每艘漕船上，往往只有一两个漕卒，其他都是民夫的情况。
同时这种纲运形式，也被民间借用和改进。一些商人也组建船队，雇佣民夫纲运。官府不但不限制，还大肆鼓励。在宋朝以前，是没人愿意长途贩卖粮食的，商场有箴言，叫“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将粮食运输千里贩卖，在宋代以前是不可能盈利的，因此唐代的漕运粮食都是政府管理。宋代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商品粮贸易成为一项大买卖，政府又比较鼓励民间，采取减税等方式支持，苏轼更是提出“法不税五谷”概念。
到了宋徽宗时代，军人在漕运中的比例又一次增加，因为蔡京改革漕运法，执行直运政策，漕粮从产地到京城，中间不能停运，必须直达京城，这是担心一些纲吏、漕卒夹带，甚至有的纲吏根本不在产地贩粮，而是装着其他货物，官府漕船没人征税，他们将货物运到京城，就地采购粮食交差，能赚一大笔钱。
直运的行为，让许多来百姓不在愿意做这种工作，因为沿着运河的老百姓，许多都是临时性的纤夫，季节性的雇工。而直运，从产地直达京城，往往要在产地雇佣工人，经年累月的背井离乡，于是只有那些不会种地，祖祖辈辈从事漕运的漕卒群体才愿意接受这种工作。
宋徽宗时期，巨大的运量，也催生了大量漕卒群体。他们居住在各地的运河沿线，以漕运为生，别的什么都不会干。而金兵南侵，破坏了他们的生存环境，大量漕卒失业，这些人只会做漕运，加上稍微有一些军事经验，常年跟土匪打交道，于是当扬州开始出现需要保护下的押运生意时，这些人成了最好的雇员，大量投入了武装押运这个行当。
但最早的押运纲队，并不是本地人，而是从浙江一带过来的，纲首这个名字也是他们带过来的。因为纲首并不是纲运名词，而是海贸名词。
北宋海贸借鉴了漕运经验，为了降低风险，往往成群结队出海，不局限于十艘，三两艘也称作纲，而负责押运的保镖头子，就被称作纲首。在江浙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工作链，船上水员分为船首、火长、碇手、水手等的严密分工，当然也包括纲首。相对于这些分工，一个船主雇佣一个纲首，或者几艘船合伙雇佣一个纲首。这些纲首手下聚集起了固定的不怕死的武夫，他们出海后，跟海盗战斗，或者他们也变身海盗，抢劫其他船队的财物。总之十分悍勇。
最早的一批纲首就是从这里来的，他们从杭州押送货物到危险的扬州，结果听说杭州被攻陷了，就只能流落扬州。他们只会敢水上押送这种活，因此慢慢开始在扬州接活，普通镖局怕金军游骑，他们不怕。当然早期一批纲首队伍死的很惨，海上的好汉在陆地上，真的打不过那群游牧骑兵。但他们学的很快，开始雇佣骑兵。不是他们不怕死，而是佣金太高，值得玩命。
早期往往是受雇于一些富豪权贵，帮着他们逃难，只要从扬州护送一个富豪过了江，能赚到几千贯钱，有的是亡命徒愿意干。但这种生意一直很少，只有少数人在做，而且也大多假托镖局之名。
直到李慢侯第一次打退金兵之后，扬州成功避免了战火，不但没有被摧毁，还随着难民的涌入，成为清末租界那样的畸形繁荣之地，城外战火连天，租界内灯红酒绿。扬州几乎成为周边唯一的安全区，甚至慢慢被认为比江南还安全，连建康、镇江的一些富人都开始往扬州避难。金兵过江之后，长江天险就不再是人们心里的安全防线，他们只能选择相信公主避难的扬州，相信扬州的城墙和扬州的军队。
在跟金军的封锁与反封锁较量中，李慢侯找到了对抗的方式，这些纲队也找到了。甚至直接学习军队的做法，采用步骑船协同的方式，武装护送纲船。不过他们这些民间纲队，规模都很小，一纲往往就二三十艘船，甚至更小。
李慢侯怀疑他从瓜州返回的时候，被以前金兵袭击，恐怕就是这些金兵把他当成了民间纲队，想抢劫财物呢。这些纲队可肥的流油，敢在金军肆虐的战区武装押运的货物，不可能不值钱。此时贩粮肯定是赔的，但通州的食盐，江南的丝绸，四川的战马，还是很值得押运的，押运一趟少则千贯，多则万贯的收益，很是让一大批亡命徒心动。
而扬州此时就不缺亡命徒，来自北方，吃着人肉套过来的山东好汉，穷的就剩一条命，什么不敢干？繁荣的内河船运曾经滋生的数十万以船为业的艄公、水手、纤夫等群体，现在统统失业，他们能不接受雇佣？还有大量的漕卒。现在都涌入了这个纲运生意中来。
扬州越来越繁荣，来自北方的大量工匠涌入，制造出了大量手工艺品，这些北方工艺品随着金军控制黄河流域后，几乎无法进入江南市场，而扬州产品填补了空白，缺口很大。还有扬州蒸酒这样的新产品，都通过纲运的形势，武装贩运到江南。
大量运输需求，以及一大群掌握了纲运技巧的纲首，无数穷的只剩下命的亡命徒，这些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越来越多的武装纲队。而且纲首已经不在只是浙江沿海的武装首领，大量本地亡命徒加入了这个行列，成为主要成员，反倒是那些海盗性质的纲首们，不是在最开始被灭了，就是返回杭州去了。
李慢侯对这些武装纲队势力，本来是抱有良好观感的，因为他们毕竟是一群敢于在金兵出没的地区，从事运输活动的勇士，为扬州带来了大量物资，不但能维持，而且能拓展扬州的物流。
但这些纲队太难控制了，不知道是不是那些浙江海盗们带来的风气，他们既是武装押运的保镖，同时也是武装抢劫的强盗。这给本来就非常脆弱的治安环境，带来了更大的压力。扬州周边，不但有金兵出没，有流寇横行，有溃兵作乱，现在还增加了这些纲队，乱的不能再乱了。
可打击他们也不行，毕竟他们可以为扬州带来大量商品，扬州不可能没有外来物资就自己能够维持，扬州大量手工匠让扬州获得了两百年难得一遇的手工业发展良机，可同时手工业需要的原材料，都需要外来供给，没有这些纲队，是不可能有繁荣的手工业的，甚至军工生产都要受影响，因为硬弩生产最重要的原材料，水牛角，就需要从江南进口。
最让李慢侯恼怒的，是这些纲队还在挖他的墙角。最先取得对抗金兵的方法的，当然是军队。掌握最多战斗经验的，当然是士兵。于是这些能够取得巨大红利的纲队，就开始拿丰厚的金钱引诱李慢侯的精兵，不管是骑兵还是步兵，他们都挖。现在在扬州，甚至开始出现某一个纲队中，拥有跟女真契丹俘虏实战演练过的护军精兵，纲运费用都要高不少的情况，更加造成了纲队挖角军队的情况。
对于这种情况，李慢侯还无计可施，只能一次次提高军费，现在他手下的精锐步兵，军费已经涨到了五贯，浙东步兵也得三贯，可那些纲队，敢开出十贯的军费。李慢侯的部队，又大多数是为了钱当兵的浙东山民，哪里有什么爱国心，哪里经受得起这样的引诱。一开始要求复员，李慢侯不同意，很快他们就开始开小差。
现在他手下的精兵跑了一百多，那些新兵跑了都快上千了，还有十几个骑兵也跑了。堵不如疏的道理，李慢侯是明白的。于是一边继续加军饷，一边出台复员机制，士兵可以走，但得留下他们的武器和战马，这些可都是重资产，流失了太可惜，即便抓回来杀头，那也是损失。
至于纲队组织，动他们，也只是一个念头。现在最大的一批纲队，都是上千人的规模，总人数没有统计过，但两三万是有的。剿灭纲队，可比剿匪还困难。
而且李慢侯也反思过，这些纲队的出现，跟扬州畸形繁荣的情况是一样的，他要付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不是他成功保住了扬州，让扬州成为一个规模巨大的安全区，让江北出现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市场，这些纲队就没机会出现。
因为如果扬州像其他城市那样，迅速被金兵攻破，劫掠，焚烧，成为白地，根本不可能吸引到这些纲队，更无法支持他们成长到如今的规模。
同时这也是一个好现象，就连民间都拥有可以对抗金兵小股部队的力量了，金兵还有什么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