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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多产杉木、罗木，长至十四五丈，径四尺余，土人解为枋板，以巨舰搬运至吾泉贸易”。
可是木材是一种低值商品，同样不足以冲抵丝绸、瓷器、药品的逆差，日本人就需要出口金沙。于是在贸易关系中就形成了日本向宋朝出口贵金属金沙，宋朝商人向日本走私宋朝铜钱的贵金属交换现象。
由于日本白银流入，让李慢侯刹那间想到将海州打造成日本白银输入港的想法，可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海州发展不起来，是因为没有优势。用政策辅助，没有什么意义。更高效的做法，是在最有优势的地方进行最有优势的活动，海州的优势就是为其他港口提供粮食、原料，而不是自己作为一个进出口基地，那样是限制贸易的。
如今福建人在海州倾销白银，只不过是他们需要走私铜钱，用白银换铜钱，而海州开了这个口子。但不止海州开了，通州也开了。很快通州就会接过白银生意，海州还是发展不起来。
跟打仗一样，在海州跟通州进行贸易战，注定要输。但在上海就不一样了，通州有盐，有扬州等江北手工业中心；上海有丝绸，有苏湖这样的江南手工业中心；上海与通州的竞争才是对等的，两强相争，才能容易开发长江黄金航道的潜力。
所以看到这种情况之后，李慢侯立刻让侯东关注，告诉侯东，可以邀请这些福建人去上海倾销一下白银，上海哪里也可以大胆收集铜钱，哪里是公主的食邑，哪怕是朝廷的官员管辖，但公主罩得住。
一旦上海金融业发展起来，而朝廷又能跟李慢侯集团保持互信的话，李慢侯是不介意将扬州的粮票市场搬到上海的，毕竟苏湖熟天下足，粮票在上海更有发展潜力，扬州在盐业的优势地位更加突出。
这样，江南粮票，江北盐票，李慢侯的金融工具独霸两岸，财源自然滚滚而来。
放弃继续在海州低效的投入资源之后，李慢侯将下一个目标也没有放到上海，而是继续向北，转到了登州。上海的优势，不需要他可以投入，只需要将在扬州、海州试验过的商业管理模式逐步复制过去，上海就能发展起来。需要李慢侯投入精力的，正是登州。
这里本就是宋朝通高丽的贸易港，现在不仅仅有贸易地位，更有军事和战略地位。李慢侯需要登州这个后方，用来作为遥控辽东的基地。
作为基地的话，就需要李慢侯更强有力的掌控，目前登州知州虽然是他任命的姜滑，朝廷也承认了这个任命，补足了程序。但是毕竟没有藩镇更加自由，所以李慢侯希望至少将登州藩镇化。
于是向朝廷请奏，希望撤销徐豪藩镇，将徐豪镇抚使移镇到登州、莱州、潍州、密州四周，这四周密州是山区，面积广大，山地也广大，潍州很小，主要就是登莱比较有价值。用徐州、亳州两个目前对朝廷来说极为重要，位于江北到两京的通道上的州来换，很划算，加上李慢侯的理由很硬，那就是备边，登莱潍齐青等州都是直面女真人统治区的边境州郡，又很残破，用藩镇抵御，朝廷不需要往这里投入。
于是朝廷很痛快的就答应了，这样牛仲就移镇山东。对朝廷来说，这还是一个良好的模式，那就是可以逐步形成惯例，将难缠的江北藩镇逐步北移，让他们一直处在对抗女真人的第一线。李慢侯的请奏，开了个好头。
朝廷也知道，李慢侯对一些藩镇影响很大，包括林永在内的大多数藩镇，都曾是李慢侯的部署。现在朝廷里已经没人相信李慢侯是被林永这叛军头子架空的小受了，知道李慢侯一直就很强势，而且强势到可以统领林永、徐明这样桀骜不驯的西军叛将。
所以朝廷不但同意了牛仲移镇，看到李慢侯意图的赵鼎，还将沂州并入了李慢侯的藩镇中，并给李慢侯写信商讨是否可以让薛庆移镇。说是商讨，其实就是在征求李慢侯的意见。李慢侯如果同意，朝廷一纸调令，薛庆肯定就从了。不从朝廷就可以征讨，朝廷已经发现，薛庆是江北藩镇中最弱势的，而且十分依附李慢侯。赵鼎还表示，山东的兖州、齐州、淄州和青州也需要设藩镇，但朝廷已经不在开设新藩，如果薛庆可以移镇，可以用高邮、天长军两地，易山东四州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