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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民族的根本。如果单纯的文化能够改变强弱的话，回教化的印度人就该掉过头去暴打中亚民族了，而不是一次次被游牧民族南下。因为不管信仰什么样的文化，印度人都是农耕的，无法低成本培养军队。而且规模也比游牧民族大的多，加上管理效率比中国还要低下，一级一级封建主和种姓压迫，连中央集权的集中资源能力都没有，因此面对数以万计的游牧骑兵，印度人习惯了臣服。
中国人最强势的时候，往往不是规模最大的时候，春秋战国时期，基于农耕的农兵制长期保持军事化的情况下，秦国、赵国，甚至最弱小的燕国，也能向草原开疆拓土。到了汉代，哪怕是汉武帝这样的雄主，为了灭掉匈奴，也耗光了国力。就是因为汉代大一统的规模负效应内耗太大，到了唐代，前期人口不多，农兵制依然能压制突厥。后期藩镇割据，这些小藩镇照样欺负契丹人这样的草原霸主。
李慢侯发现，保持四五百万人口，就能让农业民族在规模和效率上达到优势。不止是中国，中外皆然。罗马帝国前期的扩张，后期的衰弱，都跟规模有关。
如今契丹人也开始受到这种规模负效应的影响了，虽然他们本族人口不多，可以进行高效管理很动员，保持较强的动员能力。可是他们统治下的人口已经不少，阿富汗、波斯南部地区，都是契丹人名义上的疆土，被大石视作外部属国，向他进贡。
这一套征服者体系，虽然人管理成本很小。可国土面积太大，依然存在规模负效应。辽国如今不需要直接管理数量众多的人口，却不得不经营地域广袤的国土。不管是控制商道线路，还是稳定四方边界，都是很困难的。
契丹人过去建立的四季奈钵和五京制度，确实是为了管辖庞大国土的方法，但在当年就已经崩溃，否则不会有女真人的崛起。现在管理的国土面积，更胜极盛时期，已经到了游牧民族控制的极限。
李慢侯认为，耶律大石要么放弃边缘国土的控制，要么放弃中央集权制。这样的抉择，在后来的蒙古帝国同样存在，蒙古大汗其实已经控制不住广大的领土，集权制已经成为一种制约。所以很快蒙古帝国就崩溃了，分裂出了金帐汗国等四大汗国。事实上如果不是分裂成这些汗国，蒙古帝国在西方的存在，是无法长期维持的。他们要么像匈奴那样，被中原帝国击退，举族西迁，要么像契丹一样，集中精力控制东方。
已经步入衰退状态的契丹人，无论从侵略性还是从扩张性上来说，都比不上蒙古人，大石已经没有多少西征开拓的动机。历史上西辽击退塞尔柱帝国之后，就不再西征，就是这个原因。
即便大石继续西征，军事力量上，像蒙古人那样打到欧洲没有问题，占领和经营，是不可能的。契丹人已经到极限了，从东到西需要走一年的疆土，已经将他们的弓弦绷紧，再也无法进一步拉开。
契丹人一旦稳定下来，没有持续的的生产活动，靠骑在别的民族头上喝血，是无法长久的，崩溃就在一两代人之间，比如八旗子弟的腐朽。李慢侯希望能将契丹人转化成一个生产民族，借助契丹人在草原民族中的文化影响力，逐步将草原文明转化为生产文明。
所以他千方百计的，挖掘草原的生产潜力，他的军队，已经全部采用皮靴这样耐磨的鞋子、燕云地区规模庞大的武器生产，也从草原上采购原材料，比如穿制铁甲的皮绳。
但这些都无法形成规模，而且很难在普通民众中推广开来，李慢侯以身作则，试图将草原原料跟中原人的消费品联系起来，最后发现，唯有皮毛是唯一有希望的。虽然苏轼的“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依然带着浓厚的游牧狩猎气息，但至少是能接受的一种事务。
“毛皮可能不行。你身上的绒布，倒是细密。那个部族织的？是波斯绒？”
耶律大石的眼光倒是毒辣，一眼就看出李慢侯身上的羊绒值得推广，北方草原上的羊，主要是肉食，羊毛并不好，牧人用来制作粗糙的粘毛可以，纺织成毛布，很不舒服，皮糙肉厚的牧民都更喜欢穿汉人的布料。
李慢侯摇摇头：“别想了。你们做不来的。这是山羊绒，吐蕃草原上有极少的产量，比黄金还贵。我千方百计引种过，养不活。而且还坏草场，吃草连草根都吃了，所过之处，寸草不生。”
后世的羊绒，用来专指山羊绒，最早发源于喜马拉雅山以北的藏地高原上，分布极少，外地很难引种。到了近代，才开始繁育出适合其他地区生产的藏山羊。即便推广开来，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因为产量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