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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入建设银行各分支机构，一时间存钱的人都排起了长队。6%的年息也吸引了不少的外资银行的注意力，毕竟洋人提供给袁世凯政府的贷款利息也不过5%接近6%而已，这么高的利息足够吸引那些追逐利益的洋人注意了。于是，在比利时财团率先拿出了十万英镑兑换了银洋存入建设银行之后，之后的不足半个月的时间内，建设银行公吸引了近七百万银元的存款，约折合六十二万英镑。其中约莫有四十七英镑皆是来自在华洋行存储。
与高利率相对应的是，建设银行还专门出台了存款细则，规定：每一笔存款相当于一份契约，若是在到期日前支取，必须承担一定责任。活期可以随时支取，不在此限；定期存款若在到期日一个月以内支取，免于违约责任，到期日在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内，利率降低一档处理；三个月以上半年以内，按活期利息支付，半年以上一年以内，不支付利息，本金原额退还，提前一年以上不但没有任何利息，还需扣除1%的手续费。出台这个规定，目的就在于尽最大可能防止提前支取，万一将来发生挤兑情况，也能有所缓解。
这种手法对大进大出、快进快出的钱庄业、典当业等就不合适了，等于要把资金牢牢吸纳在银行里，但对于普通百姓跟拥有不少土地跟积蓄却舍不得花钱的财主乡绅们却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他们对现款地流动性要求并不是那么迫切，而且存一年就有6%的年息，如今国内的世道变得这么快，虽说西部环境较为优良，但是大环境却并不是很好，与其带在身边跟其他钱庄银行里吃那点低息，还不如存进信誉一向很好的西部联合军政府下属的西部建设银行更好一些呢。
但是，建设银行的出现也得罪了不少的势力。尤其对于银钱行业来说，建设银行此举是把握住了他们的命脉。存款和放款，是钱庄、票号业地本分业务，钱庄的真正发展，也必须存款丰厚，放款有利。特别是上海钱庄，依靠庄票周转和外商银行拆票，往常能以二三万两资本做几十万两以至一二百万两生意。但这种办法，业内也自知危险，称曰“架空”，而谋求增加存款，充实资力。
原本上海钱庄的存款有股东存款、私人存款、工商存款、同业往来等。又以股东和私人存款为主，其后工商存款渐增，可占百分之三四十左右。庚子之役后，赔款外债款集中上海。但进入宣统年间，钱庄的日子变得不太好过，首先是因为橡皮股票风波，众多钱庄损失惨重；其次是因为辛亥革命，一方面关税全部移存洋人银行，钱庄的官府存款消失，另一面是当时在上海掌权的陈其美等人对工商业的勒索，使得钱庄的工商存款下降，再一方面是革命动荡，经营困难，市民一般也将大量现洋握在手中，不肯出手，造成了辛亥革命后钱庄的倒闭浪潮。
市场刚刚有所回暖，建设银行又推出了杀手锏。看似目前这些个银行大都在西部控制之下的省份内，然而距离并不是问题，真正有钱的势力根本不会在乎那点距离。反正西部七省少战事，比起才刚打了一场的上海，还要稳妥的多。这么一想，竟然有不少的乡绅阶级也跟着投身加入了存款的行列之中，甚至有些顺势还在厘卡几乎没有的西部购买了土地跟房产，干脆搬到那里去住。
何况，建设银行在外还有天津、青岛、上海三家省外分行，这种金融方针一执行，短时间内一直号称‘远东金融心脏’、‘中国金融主动脉’的上海就感受到了银根紧缩的威胁，特别是那些已经快要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钱庄掌柜，很快就感觉到进入手里的活钱越来越少了。
背后依靠着李汉这位地方第一强藩，同时也是西部日渐崛起的强大工业做支持。上海建设银行支行才刚开业便立刻成为了当地金融界的霸主，没有选择在租界内的建设银行上海支行一样整个上海滩上没有任何势力敢于招惹，两个连的全副武装的士兵驻守，连刚刚攻下了上海的袁世凯也选择了对他在上海留下个两百多人的士兵只是皱眉却没让下面去动。更别提上海本地的势力敢对建设银行下手了。一时之间，一直在上海没有任何市场的西部已经具备了一定纸币功能的西部储备银行券也开始在市面上流通了起来。当然，建设银行在挤占旧有银钱业空间的同时并没有对他们赶尽杀绝，而是向他们抛出了橄榄枝，吸引他们购买建设银行的股票，入股、参股，并发挥他们在当地人头熟悉、业务经验丰富的优势，一一委以相应职务。市面的资金都被吸引去了，无法募集大笔流动资金进行短期拆借，旧有银钱业失去拆借业务后，处境日益困难，不接受这个橄榄枝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去处。一句话，在看似波澜不惊的动作背后，建设银行对几个依托租界的大城市已经开始进行金融整合，利用优势地位完成旧时银钱业的转轨，并趁机奠定西部在国内金融业内的地位。
建设银行对旧时银钱业的第二个打击在于“洋厘”利润的消失，民国原本惯用外国银洋，继而自铸银元，但由于本国白银产量很低，所需白银始终依赖进口。进口的白银，主要存在外商银行之手，即便西部储备银行也只有不足一千七百万的储备，比起动不动便是千万甚至数千万的花期、汇丰、德华、华俄道胜等银行，完全不占优势。正是因为如此，洋行借此控制了民国白银供给量。又由于对外贸易长期入超，贸易收支总是赤字，更加加剧了白银短缺的敏感度，使得银行存银有以少博多的力量。庚子以后，赔款和偿付外债银两集中上海，洋人银行因控制汇价，亦有力控制这批银价。所以，近些年来民国的一些重要的股灾以及经济困难，虽说是由中国经济和金融业的发展决定，但是真正的幕后黑手，基本上都是背后阴谋操控中国银价变动的各大银行。
由于清政府时期记账单位通用银两，而外国银行的白银储备都是银元，这银两和银元之间的兑换比例就成了一个每日上下浮动的数字，称为“洋厘”。这个比例就个别交换而言，基本是稳定的，但涉及数额大时，就变成了一笔可观的利润。寻常百姓民完全可以不用管这些，对他们来说，铜元和银元间的兑换比例更有意义。但是若对于中国的商家跟民间的新型民族资本而言，却无意是致命的。洋人完全可以通过操控银价的变动，将他们的价格优势变没，从而将本该作为抵挡洋货倾销主力的民族资本一点一点的侵蚀。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的一战后洋人卷土归来之后，已经发展壮大的民族资本毫无抵抗力便缴械投降的主要愿意。生产工艺上的差距都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因由。
等到建设银行强力介入，特别是具有纸币职能的储备银行券发行后，在与西部之间的商品往来便可以使用储备银行券交易，然后到上海等地的建设银行换算成银币。如此，银行券的使用空间迅速扩大，再加上建设银行上海支行实力雄厚，银行券可以方便的兑换成银元和外汇，使得货币更加坚挺。在还有一层意义上，由于西部工业品跟军购都是跟银行券挂钩，加上西部掌握大量的马克跟美元贷款，在西部几省内这么大的外币贷款根本用不着，全部交易给了上海支行，可以方便动用，“洋厘”市场逐渐萎缩，加之江浙两省在经济上和北疆相互依赖度的加深(由于江浙两省和北疆有税收饶让协议。相互豁免了厘金，双方各自地产品在对方领域内有着极好的销量。北疆提供了江浙所需要的煤炭、钢铁、煤油、大豆等物资，同时又是江浙轻工业的重要吸纳地)废除银两本位改用银元也逐步提上议事日程。
出台这么高地利率，别的金融机构可能会有些担心，要是到时候贷不出去，每年可要白白支付大笔利息，但是建设银行丝毫不用为这种情况发愁，何况这种模式在后世司空见闻，便是这个年代的欧美等工业以及金融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内，也已经出现了。利用这种金融模式，建设银行通过优惠利率，将各地的闲散资金源源不断地吸纳到西部，然后一方面用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另一部分则用于西部工业的建设。李汉之所以胆子这么大，完全是因为知晓即将爆发世界大战，到时候产品处以供不应求的状态。特别是重工业，如果现在不发展，临时发展完全来不及。至于利息，一年才不过区区6%的利息如何能跟一战中那动不动便是高达400%、500%以上的利息相提并论。而且整个一战期间，由于需求推动，通货膨胀率将大大上升，到时候光是货币的升值这一点，便能够将这一点点的利息完全挤掉，怎么看都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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